和藹、低調,但每每會成為媒體頭條的沃倫·巴菲特,那個美國小鎮上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掌門人,是美國資本主義的一個象征。這位85歲的老人仍像年輕人一樣享受生活和工作,他還象征著我們這個世界的人口統計趨勢,即具備較高技能的人延遲退休,繼續工作。

巴菲特所在的美國,延遲退休變得越來越普遍,盡管自2008年以來,由于經濟疲軟限制了就業,60歲到64歲之間仍然在工作的男子比例下降了3個百分點,至54.7%,但是在65歲至69歲這個年齡段,仍在工作的男性比例繼續上升,而且政府也在積極推動延遲退休至67歲。

根據對發達國家“俱樂部”經合組織(OECD )成員國的調查, 2003年,年齡在60歲至64歲之間的德國男子有不到三分之一在工作,相同年齡段的德國婦女有不到六分之一在工作,而最新的調查顯示,在上述年齡段的德國人中,超過半數的男性和三分之一的婦女現在仍在工作。經合組織成員國中,只有在四個國家中:斯洛文尼亞、盧森堡、希臘和法國,2014年參加工作且此后持續工作的人能在64歲前正式退休。預計到2050年,經合組織成員國平均退休年齡將達到65.5歲。

為什么要延遲退休?直接的、首要的原因是人的壽命延長,而社會經濟的原因是,勞動力人口相對下降,需要通過老而不休來沖抵,再就是社會養老金的缺口。延遲退休可以讓人們領養老金的年限推遲,這就為填補缺口爭取時間。當然,也有老人希望繼續留在工作崗位,但這不是主流意愿。所以,延遲退休更多體現為國家政策取向。

正因為延遲退休對民眾而言,更大程度上是被動的,這往往引發社會輿論的反彈,認為是政府與民爭壽、爭福利、爭“生命利潤”。而政府的立場是,延遲退休是不得已而為之,或者是客觀主動的,是社會發展的政策必然。

以日本為例,其養老制度被稱為“國民年金”,初建立于1961年,起初能夠較好維持全民養老保障,但隨著日本國民壽命不斷延長,生育率持續低迷,日本國民的年金繳付比率不斷下降,已經從1992年峰值時期的85.7%跌至目前不足50%,年金制度越來越難以維持。降低既有的養老福利水準不會被國民接受,“一舉兩得”的辦法,就是延遲退休,讓人們遲領退休金,相對少領退休金,所謂“相對”,是因為人們壽命增加,實際領的更多。

但是政策的“不得已”必然顯現弊端:一是政府負擔相對減少,但企業負擔增加;二是老人占“窩”,擋住了年輕人的進步,甚至影響年輕人就業;三是社會老齡化向企業、政府、單位老齡化遷移,創新能力受阻,不利于激發社會和經濟活力。所以說,養老金缺口背后的最根本問題是人口和經濟結構失衡,延遲退休等措施只不過是把問題向后推延,并不能真正解決養老金難題。

一些國家嘗試從社會福利的政策整體調整和國民所得再分配機制等方面統籌考慮,而在推行延遲退休政策的過程中,力求平衡、緩效、靈活。以德國為例,根據法規,從2012至2029年,退休年齡逐漸延遲至67歲。不到法定退休年齡將無法全額領取退休金。法律細則同時規定,參加養老保險達到45年的人,依然可以在65歲退休并領取全額養老金,參保35年以上的人,可以提前申請退休,但退休金相應扣減。機制的靈活性確保推行延遲退休的同時,給予人們晚年生活選擇的余地。

但這依然是“保守療法”,關于退休,最好的社會、經濟與生命狀態是,愿意有為的繼續老而不休,同時頤養天年成為人們的自行選擇,決定老人勞動與休養的,最終不取決于年齡,而是意愿、身體狀態和勞動技能的最大提供。

這只是愿景,而且全球的現實都讓人并不樂觀。老有所養,老有所為,依然是一個世界性課題。夏文輝(國際問題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