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的“奇葩”，就是深受怨念的“奇葩證明”。“奇葩證明”看上去真的都很“奇葩”，比如說前幾天，安徽有位73歲的老人，為了給91歲的母親領遺孀補助，先要到派出所開具母親“還活著”的證明。雖然公安部已公布，公安機關不再出具“公民生存（健在）、死亡證明”，但民警看老人奔波辛苦，還是開了證明。

這一朵朵“奇葩”，不能說是憑空長出來的。以上述報道為例，要求證明老母親“還活著”，無非是民政部門為了防止子女在老人去世后冒領補助，且這位老母親的居住地和補助領取地并非一地，對政府部門來說，“異地”似乎意味著冒領風險上升。

這好像是在說，“個別人的不誠信讓全社會埋單”。這不是沒有道理，“奇葩”的長成，不誠信現象“功不可沒”。然而，為何“個別人的不誠信”可以輕易攻破堡壘，而政府部門對此束手無策，只能采取“讓全社會埋單”這種高成本方式呢？與其說全社會是在為“個別人的不誠信”埋單，不如說是在為公民基礎信息滯后的管理方式埋單。

公民的身份、生死、婚育、親屬關系等等，這些基礎信息非常重要，許多法定權利的實現、社會活動的開展，都要基于這些信息。過去，由于政策法規不嚴密、基層人員能力參差不齊等，手寫檔案存在資料不齊全、不規范、不連續而難以認定等問題。如今，信息管理手段仍有不少落后之處，比如在一些地方，多個部門都在采集人口基礎數據，不僅重復而且可能造成大量差錯。

有些時候，并不是證明不重要，而是證明由誰提供、怎樣提供的問題。我們需要一個較完善的公民基礎信息系統，既要準確地采集、安全地保存公民基礎信息，又要實現各地各部門之間的信息共享。社會經濟的發展，“大數據”、“互聯網+”等等，讓人感到搭建這樣一個信息系統并非天方夜譚，但真正要做到，必然是一項龐大的工程。“奇葩證明”長于滯后的社會治理方式，要真正拔除，必須由此下手。（郁晶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