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8日，韓國外交部長官尹炳世（右）與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韓國首爾會晤。

人民網12月29日電 （李警銳 文小琳）當地時間28日，韓國外交部長官尹炳世與到訪的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首爾就日軍“慰安婦”問題舉行會談并達成協議。韓國總統樸槿惠隨后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通電話，安倍以首相的名義表示“誠摯道歉和反省”。

根據協議，韓國政府將設立援助基金，由日本政府出資，幫助“慰安婦”受害者治愈創傷。尹炳世說，如果日方能切實履行其作出的承諾，韓方將確認“慰安婦”問題終結。分析人士指出，表面看，“慰安婦”問題似乎得到了解決，但日本的誠意令人懷疑。

韓日就“慰安婦”問題達成一致 安倍謝罪反省

“‘慰安婦’問題首先是歷史問題，這是80年代以來困擾東亞政治、安全與合作非常尖銳的問題。”南京大學教授、南海協同創新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朱鋒表示，歷史問題背后不僅是對歷史事實的認定，最重要的還是對歷史爭議采取怎樣的政治態度。

長期以來，“慰安婦”問題一直是橫在日韓關系間的一道鴻溝，導致兩國關系難以破冰。由于雙方在這一問題上分歧嚴重，韓國總統樸槿惠上臺以來多次拒絕日本提出的舉行單獨首腦會晤的邀請。

今年11月2日，借中日韓領導人會談之機，樸槿惠在首爾與安倍進行了各自上任以來的首次正式會晤，同意就盡早解決“慰安婦”問題加快談判進程。隨后，雙方于11月11日、12月15日和27日連續舉行3次局長級會議。

在此次會談中，岸田指出“在軍方的參與下，傷害了眾多女性的名譽，痛感日本的責任”，“安倍晉三作為日本國的首相，將再次向經歷了作為慰安婦的眾多痛苦、給身心都帶來難以愈合的傷害的所有人，表明衷心的道歉和反省的心情。”韓聯社對此評述，這是日本政府首次承認在“慰安婦”問題上負有責任，也是安倍首次以首相身份表示道歉，而不是沿用往屆內閣的表態。

對于日本政府在“慰安婦”問題上做出的妥協，朱鋒認為有三個原因：一是安倍政府急于拉攏韓國，從而強化美國主導下的韓日同盟。美國極力促成日韓之間關系的緩和，因為韓國和日本都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重要盟友，他們的和解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有利。

第二，出于制衡中國的迫切需求，日本要改善與韓國之間的關系，導致安倍政府在“慰安婦”問題上對韓國的態度發生180度大轉變。

第三，韓國在“慰安婦”問題上一貫采取得體、全面、堅定的斗爭行動。韓國收集了詳細準確的數據，做了大量的系統工作，取得確鑿的證據。這些斗爭給日本方面帶來很大壓力，而且韓國得到了國際社會及輿論支持，促使日本在“慰安婦”問題上不得不做出讓步。

就會談中岸田的高調表態，日本“慰安婦”問題研究專家石田米子并不認同。石田米子認為，雖然岸田在發言中提及“日本的責任”和“道歉”，但縱觀共識內容并參考安倍政權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的一貫態度，并不能從中看出日本政府真正的誠意。

韓團體不滿“屈辱外交” 拒絕接受協議

這次韓日雙方外長會面是年底前兩國高官進行的最后一次面對面，也是今年內關于解決“日軍慰安婦問題”的最高級別會談。日本共同社評論稱，慰安婦問題作為日韓之間懸而未決的重大問題之一，在日韓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今年內就解決該問題達成了協議，兩國關系改善的勢頭增強。

然而就在外界認為兩國關系終于可以因此回歸正常之時，28日，韓慰安婦團體“挺身隊問題對策協議會”譴責，韓日兩國就慰安婦問題達成協議是“外交勾結”。協議會還指出，韓國政府以日本政府落實協議為前提，確認慰安婦問題得到最終的、不可逆的解決，承諾設法解決日本駐韓使館前“少女像和平碑”問題，避免在國際社會上互相譴責，并批評這是因小失大的“屈辱外交”。

韓聯社報道認為，日本提到的“責任”是指法律上的責任還是道義上的責任，并不明確。一名88歲原“慰安婦”說，這份協議“沒有為‘慰安婦’受害者著想”，“（我）完全不承認（會談結果）”。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馮瑋認為，韓國民間團體并不接受這一結果的原因是他們的要求沒有完全得到滿足。一方面安倍只是道歉不是謝罪。另一方面日方明確宣布不是對慰安婦進行賠償，而是一種補償。

“但是這對韓國政府來說已經能夠接受，畢竟這是日方能夠做出的一個很大的讓步。韓國政府不能無視美國的壓力繼續與日本僵下去。民間的反抗應該還會持續。”馮瑋指出。

日本應向全體亞洲人民道歉

在日本對韓國就“慰安婦”問題道歉后，中國外交部也進行了回應。外交部發言人陸慷28日表示，強征“慰安婦”是日本軍國主義在二戰期間對亞洲等受害國人民犯下的嚴重反人道罪行。中方一貫主張，日方應正視和反省侵略歷史，拿出負責任的態度妥善處理有關問題。

同時，中國臺灣當局同日向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下達指示，向日本政府要求將臺灣原慰安婦與韓國原慰安婦同等對待并采取同樣的應對措施。臺方發言人對日方表示，臺灣一貫要求日本作出正式的謝罪及賠償。

石田米子表示，隨著日韓共識達成，看似雙方“慰安婦”問題已經解決，但歷史問題的最終解決取決于能否讓雙方國民銘記歷史事實，并通過歷史教科書、社會教育等方式傳遞給后世，從這一層面來說，“慰安婦”問題離獲得真正解決路途尚遠。而如何解決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受害國“慰安婦”問題更是日本政府應該面對的緊迫課題。

曾代理過中國慰安婦案件的律師康健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如果日本政府向韓國受害者道歉并設立基金解決問題，那么也應該對中國受害者如此，不應區別對待。

“中國慰安婦也需要賠償和道歉，道歉表明你的態度，賠償表明你的誠意”，遼寧社科院研究員呂超稱，慰安婦問題也涉及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日本應向全體亞洲人民道歉，而不是僅對韓國做出交代。

除了韓國，中國也有很多二戰慰安婦受害者。據報道，截至今年10月，中國大陸境內依然健在的“慰安婦”制度受害幸存者只有20人了，臺灣地區也僅剩4人在世。而在11月，她們之中的張先兔老人也離開了人世。張先兔老人生前一直在和日本政府打官司，曾經多次赴日出庭作證，堅持要討回公道。

“這啟示我們中國在慰安婦問題上，一方面要繼續對日本方面不正視歷史的行為進行譴責，另一方面也要加強歷史資料的收集整理，爭取國際輿論的支持，迫使日本右翼勢力讓步。”朱鋒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