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浙商總會２８０多名理事在杭州召開經濟形勢研判會。會上，浙商總會會長、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云在會上提議浙商給自己定下四條紀律——不行賄、不欠薪、不逃稅、不侵權。“不行賄”排在了浙商“軍規”的第一條，背后則是企業家們對純潔政商關系的殷殷期盼。

　　一段時間以來，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等負面消息不斷引發人們思考，政商關系究竟該何去何從？習近平總書記曾說過，“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賓，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劃出公私分明的界限。怎樣讓領導干部和企業家既不“勾肩搭背”又不“背對背”？如何構建新型的良性政商關系以適應經濟新常態？

　　剝除裹挾的利益，讓政商關系返璞歸真

　　過去，政商關系曾被簡單化解讀，往往有一些企業家把官員等同于政府。正是這種錯誤思維的引導，客觀上造成了政商關系的“人格化”。由于每個官員有自己獨特的利益需求和行為偏好，在市場經濟制度還不完善的情況下，人格化的“政”勢必會缺乏約束，形成對“商”的某種利益侵害，抑或在不法商人的誘惑下與“商”同謀，對公眾利益造成損害。

　　因此，有一些商人靠關系、鉆營起家，游走在風險與暴利之間，賺得盆滿缽滿、左右逢源。然而，這種“親密無間”的關系即使能風光一時，終究難逃“一拍兩散”的結局。

　　從十八大以來披露的腐敗案件來看，不論是劉志軍庇護下的丁書苗，還是劉鐵男腐敗案中的“裙帶商人”；不論是發改委價格司的腐敗窩案，還是山西的“塌方式腐敗”，那些與涉事官員“不分彼此”的商人下場有目共睹。

　　相互疏遠既不現實，又做不到；而走得太近，則又可能滋生諸多權錢交易、利益輸送等問題。政商關系真的這么復雜嗎？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高波認為，政商關系之所以讓人覺得復雜，就是因為它可能會裹挾著一些利益輸送的問題，這一面可能有官員索賄，另外一面可能是一些不法商人主動行賄。

　　“說到底，政商關系就是類似于裁判和球員的關系，雙方要明確自己的職責，不能混為一體，應該有底線、有距離。”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孝正表示。

　　撇開官員與企業家的自我修養和個人品德因素不談，政商關系的本質，歸根結底是厘清政與商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的相互關系。官員時刻保持清醒的權責意識，找準服務企業的角色定位；商人始終恪守公平競爭的市場規則，堅守誠實守信的價值理念，二者之間真正建立起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關系，政商關系才能化繁為簡，營造出公正透明、互利共贏的發展環境。

　　適應新常態，“官”“商”理念需除舊立新

　　在博鰲亞洲論壇２０１５年年會“政商關系新生態：君子之交，相忘于江湖”分論壇上，原外經貿部副部長龍永圖表示，“構建新的政商關系，中國新的政治生態顯得對中國經濟來說比其他任何國家都重要。”

　　他認為，一個國家真正具有創新能力，要使得企業家能夠全心全意地專注于創新，而不用分心在這方面拉關系，那方面進行賄賂，才能使得整個企業和國家關注中國經濟發展最核心的問題。

　　伴隨反腐敗斗爭的深入、政府簡政放權以及全面依法治國的步步推進，新的形勢為政企實現良性互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黨員干部身處與企業打交道的一線，應重塑從政倫理。在紛繁的物質利益面前，官員要做“謙謙君子”，必須加強黨性修養和廉政意識養成。始終保持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警覺，冷靜對待手中的權力和人情往來，從而把握住“工作聯系等距離，服務企業零距離，私人交往遠距離”的分寸，政商交往才能坦蕩蕩。

　　“大道至簡，有權不可任性”為健康政商關系提供了參照坐標。要持續推進行政體制改革，進一步下放和減少行政審批。政府的行為不越界，企業的創造力就能充分釋放，人為因素造成的暗箱操作等不公現象日漸消弭，市場主體的活力就會被激活。

　　對企業而言，應把主要精力放在自主創新上。從“賺錢憑關系”到“賺錢靠本事”，從“賺錢找政府”到“賺錢拼市場”，企業需跳出和政府拉關系、搞圈子的固有模式，依靠技術、產品、管理、商業模式的創新，不斷提升核心競爭力，這才是壯大實力的必由道路。

　　由此可見，唯有“官”“商”共同轉變理念，恪守法紀底線，遵循公正標尺，才能為政商關系的新模式奠定基礎，真正斬斷官員和商人之間可能存在的利益鏈條，塑造官商交往“平淡如水”“相敬如賓”的新常態。

　　為政商新模式護航，砌筑制度“防火墻”

　　在樹立正向倡導的同時，防范個別官商鋌而走險，還需時刻啟動制度“防火墻”，對冒頭的不良跡象及時“消毒”。因此，通過完善權力配置及其運行監督機制，修復漏洞，便成了重塑良性政商關系的題中之義。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經濟學系副教授朱淑枝認為，既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政府官員和企業經營者的自律行為，搞唯道德論，也不能僅靠有問題才懲治的方式來治理，而是需要建構一套常態化的機制，消除“沒有原則的政治”與“沒有道德的商業”，回歸權力和商業的本真。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頻出重拳，摘掉“紅頂黑頂”中介，嚴懲“勾肩搭背”：清理黨政干部在企業和社團的違規兼職，嚴禁領導干部參加高收費培訓項目，規范領導親屬經商辦企業……此外，政府制定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明確“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企業也有一張“負面清單”，做到“法無禁止皆可為”。種種努力，給官商兩方架起法紀高壓線、筑起制度“防火墻”。

　　嚴格執行“權力清單、負面清單、責任清單”等管理方式，重視事前、事中和事后監管，對那些與黨紀國法逆向而行的不法商人和貪腐官員零容忍，讓“官”的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讓“商”的經營在合規中運作，能合能分、權力有邊界、運行透明的新型政商關系才會成為現實。

　　既要警惕官商之間“過從甚密”，更要健全官員正常聯系企業機制，防止官員與企業的關系從過去的“勾肩搭背”演變成為“背對著背”。

　　云南財經大學法學院黨委書記、副教授謝維華建議，要暢通官商正常交往的途徑，讓官員摒棄廉潔自律不自信的意識，把正當的官商交往放到桌面上來，既讓官員能夠及時了解企業所需、提供及時有效的服務，又能避免企業千方百計抱官員“大腿”滿足自我發展之需。

　　如果說“永不行賄”是企業家應有的商道精神，那么“永不受賄”則是政府官員必守的政治倫理，也是制度設計的價值指向。利益從來不是政商關系的潤滑劑，純潔的政商關系、健康的市場環境，才是激發活力、贏得未來的根本。政商可以“近”但不能“粘”，而這個界就是黨紀和國法。（記者　陳金來　通訊員　鄭瑞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