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從法紀層面，從道義上，醫療系統也有責任“斥退”號販子。這是基于人性自覺，也是“醫者仁心”的應備素養。

“女孩怒斥號販子”事件持續成為輿情熱點。據了解，北京市公安局已經成立專門的工作組，對醫院號販子進行集中打擊。耐人尋味的是，事發后，涉事的廣安門中醫院回應稱“無保安參與倒號”“沒有證據表明號販子存在”。可北京警方光這兩天就在廣安門中醫院抓獲了7名號販子，并對其中的4人進行了行政拘留。

號販子壟斷了掛號名額囤積居奇，在就診輪候環節將本就不公的醫療資源分配導向更加不公，甚至造成某些患者無法就診，已引發公憤。在網上，有人稱號販子是人為扭曲醫療價格的產物，但即便如此，也難改“號販子和醫托一樣都是寄生在我國醫療衛生領域的毒瘤”的本質，對他們必須加大懲治處罰力度。

號販子炒號該懲處，那些睜眼瞎抑或暗中與其勾結的醫院相關人員呢？應看到，一些大醫院的管理疏忽或蓄意縱容，也是當下一些號販子做大甚至呈現集團化趨勢的現實土壤。別的不說，就拿涉事女孩控訴的號販子“300元掛號費被炒到4500元”“占著十個人的位子動都不帶動”等惡劣行為，現場挺明顯，患者、目擊者都能看到，涉事醫院尤其是處在秩序維護前端的保安會看不到？而警方在該醫院抓獲多名號販子，形同于對其聲明的打臉。

照理說，號販子大行其道，醫院也是受害者之一，可一些醫院對其視若無睹，對此它們亦應擔責。從民事角度看，患者與醫院之間存在醫療服務合同關系。如果醫院明知號販子存在卻不予制止，任由號販子在正常掛號費之外加價收費，就有不作為嫌疑。如果患者要求退還多余的黃牛費，則醫院需要承擔連帶或者補充責任。極端情況下，若號販子造成患者病情延誤或加重、侵犯了患者健康權，那醫院可能還要承擔相應的侵權責任。

從配合行政部門執法的角度看，雖然醫院作為事業單位，沒有行政執法權，靠自身力量無法徹底阻止號販子壟斷掛號，但有義務及時將號販子的違法行為向衛生行政部門和公安部門報告。此外，醫院還有義務輔助執法部門識別和確認號販子的身份，輔助執法部門固定相關的違法證據。特別是當一些號販子在現場言語恐嚇或有施暴行為時，醫院方面必須盡到公共場所的安全保障責任，否則就可能要承擔連帶賠償。

更重要的是，如果號販子跟醫院保安、醫務人員之間存在利益輸送，醫院工作人員為號販子提供便利和條件，甚至主動配合號販子壟斷掛號名額，那么他們內部就形成了典型的商業賄賂關系，對外則涉嫌結成了共同的違法甚至犯罪主體，可用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治罪。對于醫院，無論是對職工尋租失察，還是大面積卷入其中，都可能要被追究領導管理責任乃至廉政主體責任。

在該事件中，涉事醫院對號販子公開活動的習焉不察，包括女孩聯系方式遭泄露，都讓人生出醫院與號販子間是否有牽連的質疑。若果真如此，涉事責任人難辭其咎。

畢竟，不只是從法紀層面，從道義上，醫療系統也有責任“斥退”號販子，去保障患者權益。這不僅是基于人性自覺，也是“醫者仁心”的應備素養。

而針對號販子可能有“內應”的情況，對警方和衛生主管部門而言，打擊號販子的同時，顯然有必要循跡排查，若發現醫院職工存在與號販子勾結、共同分食倒號利益的情形，該追究法律責任的要追究，從而實現對倒號鏈條上每一環的從嚴溯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