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一句諾言,他選擇了腫瘤生物學研究;為了一份赤子的愛國情懷,他選擇回到摯愛的祖國;為了一個知識報國的夢想,他以轉化醫學為終身事業。他就是全國政協委員、民進北京市委副主委、清華大學生命學院教授羅永章。

在位于北京清華園內的抗腫瘤蛋白質藥物國家工程實驗室里,記者見到了“傳說”中的羅永章——略顯瘦削的臉龐,堅毅的目光,說話直接而坦誠。

1985年,羅永章本科畢業于蘭州大學化學系,隨后留校擔任助教。第二年,羅永章被公派出國留學前夕,班上一位同學被診斷為胰腺癌晚期。“永章,你出國后能不能學與腫瘤相關的專業,將來能不能替我照顧年邁的父母?”面對這位同學的最后請求,羅永章一口答應下來。

1989年,羅永章從美國田納西州立大學生物學系碩士畢業,后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得博士學位,又在哈佛大學和斯坦福大學先后進行博士后研究。1999年11月17日,羅永章毅然回國開始了創業生涯,并放棄了美國綠卡。

“回國的這一天,我會永遠記得。”羅永章深情地說。

回國后,他帶領團隊研發出了世界首例內源性血管抑制劑類抗腫瘤藥物。后來,他再次創業,帶領課題組發現了全新的腫瘤標志物——熱休克蛋白90α,自主研發的定量檢測試劑盒獲準進入中國和歐盟市場。

應將轉化研究與基礎研究并重

現在的羅永章既是大學教師,也是一位知名的科學家和創業者,還是一名政協委員,多重角色間,他游刃有余。在不同場合下,羅永章“發聲”最多的,都是呼吁重視“轉化研究”。

“每年都有學生或學生家長來找我說,‘21世紀是生物學的世紀,結果現在生物系的畢業生卻工作不好找、待遇低,轉專業的很多’,這是為什么呢?”羅永章說,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轉化研究做得不好。

他接著舉例說:“我國科學家在20世紀60年代就完成了結晶牛胰島素的全合成,但如今我國胰島素藥物市場90%以上的份額被外企壟斷。這項基礎研究已經完成半個多世紀了,但是研究成果卻還沒有轉化成經濟效益。”

羅永章認為,基礎研究和轉化研究是科研的“兩條腿”,應該將轉化研究與基礎研究并重。

羅永章不無憂慮地指出,當前我國的年輕科學家們大多傾向走基礎研究之路,為什么?因為基礎研究可以發文章,可以申請專利,這些都是當前職稱評定要求的“硬貨”;而轉化研究一旦涉及核心技術,出于保密的需要,就既不能申請專利,更不能發文章。在這樣的考核評價體系下,誰還愿意做轉化研究?

羅永章認為,新修訂實施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意義重大,他同時表示,高校及科研機構轉化研究成果考核及相應的職稱評定、崗位管理、考核評價和工資、獎勵制度等方面尚缺乏可操作的細則,在科研經費的分配、監管,科技成果轉化后產品的審批、市場準入等環節存在制約科技成果轉化的問題,需盡快解決。

政協委員要出“真招高招”

今年已經是羅永章擔任政協委員的第7個年頭。從最開始“摸不著頭腦”到如今“提出的提案基本都被采納”,羅永章對做好一名政協委員做足了“功課”。

“國家有很多問題需要政協委員出真招高招,我們不能光講‘動聽的’。”羅永章直言,政協委員的角色應該是“查漏補缺”,講真正存在的問題以及如何以最小的成本來解決問題。

羅永章的提案跨度很大。我國大多數醫院的倫理委員會不承認其他醫院的倫理審查結果,臨床試驗只能在每個醫院逐個申請倫理審批,浪費了巨大的時間和資源,也為權力尋租提供了土壤。羅永章建議,按照疾病分類制定全國統一執行的細化的倫理審查標準和操作細則;建立倫理審查結果互認制度,以節省藥物臨床試驗的時間,降低藥物研發成本。

羅永章受聘擔任北京知識產權法院的技術專家,在與法官交流中,他發現當事人惡意訴訟、向法庭提供虛假證據的行為屢見不鮮。“一個缺乏社會誠信的國家,又怎會成為世界強國、贏得世人尊敬呢?”通過調研,羅永章提出了《關于建立民事訴訟中的誠信評價及記錄系統的提案》,引起全國政協、中共中央統戰部、最高人民法院等單位的高度重視。此外,他還提出了《關于改革藥品審評收費制度,大幅充實審評人員隊伍的建議》和《關于改革創新醫療器械價格審批制度的提案》等。

“盡管是政協委員,但是本職工作是最重要的。”羅永章解釋,如果政協委員在本職工作中成為本行業的佼佼者,就能夠看到常人看不到的問題,提出的建議也會非常獨到和有價值。同時,政協委員也不能做“井底之蛙”,“要廣泛接觸社會各界,尤其是老百姓,大家認可你,接受你,才會給你講真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