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一詞在古籍中用得很多，都是指各類學校。如《周禮·春官·樂師》有云：“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禮記·學記》說：“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這是指國家級學校。南唐李氏朝廷辦“廬山國學”，又稱“白鹿國學”，是指白鹿洞書院。歷代國家級學校的稱謂變化很多，如太學、國子學、國子寺、國子監、國子學等等，至清光緒年間始設學部，才有了現代稱謂。所以“國學”一詞，以現代學術眼光來審視，其內涵和外延還都在討論中。

《隋書·經籍志》將古籍分為經部、史部、子部、集部、道經、佛經六類，后來人們習慣取前四種，確定了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更確立了以經統史的意識形態，影響直至近代。但即便是六部分法也不能算是今天所謂的“國學”的全部內容，因為這六部僅僅是“主流”學術，那些對歷史文化發展起著巨大作用的民間思想文化并未包括在內。至近代，現代學科意義上的史學、哲學、文學大致與經史子集四部中的史、子、集三部相對應，而經部的文本被文、史、哲等學科拆分，但研究方法和解釋取向與經學迥異。這種拆分固然有其現代的學理依據和優勢，但往往又自設藩籬，學科的行政劃分更是強化了這種隔離。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則是一個完整的有著內在聯系的系統，學者游走其間，可以將其內在的優勢發揮到極致。因此，提倡“國學”概念，極有必要。

當然，“國學”一詞更是置于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背景上的，這個背景有三個顯著的特點：一是中華民族及其文化一以貫之，從未中斷；二是中國文化無比豐富燦爛，有其自身的特點、價值和規律；三是要從傳統中汲取文化動力走向未來。在此基礎上，不一定能馬上得出“國學”是什么，但我們由此可知“國學”不是什么：

“國學”不是傳統學術的簡單復活，即便是傳統的“以復古為革新”的方式在今天也不適用，因為今天畢竟與古代歷史有天壤之別，復古不會被接受。

“國學”不是所謂的“以現代眼光來審視古代文化”，因為歷史雄辯地證明這種方法往往有削足適履之弊，把許多優秀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國學”不是一門研究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學科，這是德國漢學家佛蘭閣關于漢學的定義，這種無原則的寬泛自身就消解了“國學”作為學科和學術的意義。西方漢學從根本上講是由基督教文明所發起的與中國文化的對話。

“國學”不是中國古典學。古典學是依據古希臘、羅馬文獻來研究那個時期的歷史、哲學、文學的學科，如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哈佛大學等都設立了古典學系。古典學是研究他人、研究歷史，而“國學”是我們在研究自己，研究歷史和現在。

“國學”的概念雖難“確定”，但“國學”的精神似可描述。如中國文化精神是反對封閉和保守的，這種文化精神支持以中國文化的主體性為根本，自覺走出傳統中國學術境域，主動與其他文化進行融合，從而不僅為中國也為世界提供有益的精神資源，應該成為“國學”的應有之義。

說到“國學”的精神，章太炎在《國學講習會序》中的疾呼最為讓人動容：“夫國學者，國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聞處競爭之世，徒恃國學固不足以立國矣；而吾未聞國學不興而國能自立者也。吾聞有國亡而國學不亡者矣，而吾未聞國學先亡而國仍立者也。故今日國學之無人興起，即將影響于國家之存滅，是不亦視前世為尤岌岌乎？”今日讀來，胸膽猶為之開張，使人不禁想起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名言。清代著名學者龔自珍在其史學理論代表作《古史鉤沉》中說：“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反之，欲興其國，欲整綱紀，欲建人才，必先舉其史，興其學。“國學”之精神，庶幾在此。

“國學”是“術”，但首先是“道”。近年來，隨著對國學的提倡與推廣，“國學”正以各種姿態呈現在我們面前，各種國學教育、國學書籍日漸普及，一些弊端也有所顯現。且不說偽“國學”有增長之勢，就是真“國學”，也有化“道”為“術”的趨勢：背誦古文、詠讀詩歌，學習經典卻不能會通真意，體認深情，便無所謂學習“國學”；習字、練畫、撫琴、下棋，若不能感悟生命情調，也無所謂精研“國藝”。而這些，我認為，可能會淪為“以邀時譽”的一技之長，與“國學”本義并不完全吻合。

（作者系青年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