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農業現代化發展到現在，遭遇到的農業產業化問題是四大經濟規律，是不可逆的。

一是“要素再定價”規律使農業的基本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力、土地等）現在已被其他產業定價了，不能再按照農業去定價，這就是現代農業的困境所在，農業產業化就失敗在支付不起要素價格。

二是根據“資本深化”規律可知：農業產業化內涵性地體現著“資本增密排斥勞動”、同步帶動農業物化成本不斷增加。

三是根據“市場失靈”+“政府失靈”規律可知：政府招商引資和企業追求資本收益的體制下的農業經營，都會造成“雙重負外部性”——不僅帶來水土資源污染和環境破壞，也帶來食品質量安全問題。正因實際上無人擔責的“雙重失靈”，遂使愈益顯著的“雙重負外部性”已經不斷演化為嚴峻的社會安全成本。

四是根據“比較制度優勢”規律可知：農業企業走出去遭遇很多失敗的原因，在于中國經驗在話語權和制度建構權等軟實力領域目前尚難以占據比較優勢，很多企業原始積累階段形成的企業文化不適應國際市場上更多強調“社會企業”的主流趨勢，必然遭遇尷尬。

因此，在目前資本全面過剩的條件下，我們要及時了解世界范圍內的農業企業都在如何改變，他們大都在強調改變過去的市場化發展模式，正在向綜合化、社會化和生態化這一新的方向演進。這恐怕是解決中國農業問題的出路所在，需要我們給予足夠的重視，也就是，我國農業現代化的出路在于如何從1.0向4.0演進。

農業1.0版現代化的作用，主要通過土地規模化獲取更多絕對地租，借以形成剩余價值，為工業化提供原始積累。

那么，2.0版農業現代化意味著什么？意味著用工業的生產方式改造農業，也叫做設施化農業、工廠化農業。

中國現在則是農業產業化。即，要在規模化和集約經營的基礎上，拉長產業鏈，形成農業的增值收益。二產化的農業應該叫農業現代化的2.0版，其帶來的直接后果是生產過剩。雖然二產化可以拉長產業鏈，產生收益，但是，農業勞動力的收入并不同步增長，農村并沒有產生發展所需的金融工具的條件，由此造成“三農”金融困境，難以被體現工具理性的金融改革化解。同時，農業二產化又對資源環境造成嚴重破壞。現在農業造成的面源污染大大超過工業和城市，是面源污染貢獻率最高的領域。

我的建議是：已經進入農業的企業要注意培育非農領域的3.0業務。如果只在農業領域發展，我們很難以現有的資源條件和現有的價格環境產生收益。農業二產化并不是必然的，像美國、加拿大的農業并不進入二產化，而是直接進入金融化。中國農業二產化是設施化、工廠化，而美國、澳大利亞都是靠天然資源維持農業，沒必要搞工廠化。歐盟、日韓則是設施化農業，中國是世界最大的設施化農業國家，全球超過70%的農業大棚都在中國。

農業3.0是我們多年來提倡的以綜合性農協為載體的農業三產化，因為三產收益一般都高于二產。近年來甚至還有人借鑒日本提出的“農業六次產業”。早在2006年的“一號文件”中就強調了農業的多功能性，提出第三產業跟農業結合；2016年的一號文件則明確了農業要一、二、三產融合的指導思想。

第三產業和小農經濟直接結合的可能性本來是有的，但我們二十幾年的基層試驗表明：因為第三產業的主要部門——金融、保險、流通等，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就都被金融資本和商業資本控制，如果不采用“東亞模式”，第三產業跟農業的結合就只能是旅游、養生、景觀這些資源業態，所產生的綜合收益并不高。因此，靠三產化解決“三農”問題，好處并不大。

農業4.0版是我們在新世紀第二個十年提出的。一方面在手段上是要借助“互聯網+”，另一方面在理念上是社會化的、城鄉合作的互動的、生態化的。當然，如何讓農業體現出中央倡導的生態文明戰略，這是下一步農業3.0版和農業4.0版要考慮的問題。

我的看法是，傳統社會、特別是亞洲這種原住民社會，農業從一萬年前開始的時候就是多樣化的原生農業；當代強調可持續發展，也應該是農業3.0與4.0構成有機結合的社會化生態農業體系。

農業4.0確實需要與“互聯網+”這個工具密切結合，使用“互聯網+”本地化的題材、景觀、本地化的標志、休閑旅游等。其實，更大程度是要利用互聯網內在體現的各階層公平參與，實現市民與農民都能夠廣泛參與的“社會化生態農業”，而社會化生態農業本身又是中華文明傳承之載體。也就是要進一步借助互聯網工具，實現農業的“社會化+生態化”。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