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醫30余年，約25年都在重癥監護室里奔波。這里，布滿監護儀、輸液泵和呼吸機，緊張、壓抑的氣息四處彌散———但凡被送來的患者，都已命懸一線。

有天晚上九點多，一位孕婦被送來搶救，因為妊娠合并大出血，生命垂危。當時，我和同事們剛剛連續工作了20多個小時，上一場手術留下的汗水還沒來得及擦干。但大家沒有任何遲疑，本能地行動起來，推著患者一路小跑奔向急救室。看著同事們被汗水浸透的白大褂，我心中不由閃過一絲憐惜——一年365天，沒有白天黑夜，只要患者需要，任何時候都是工作時間。因為怕上衛生間耽誤了對患者的搶救，大家平時連水都不敢喝個痛快。

患者還有意識。我握住她的手說：“你一定要堅持住，要配合治療。這樣，你才能保住自己，保住孩子。”我看到，當患者聽到“孩子”這個詞時，眼睛里閃現出一絲光芒。我感覺到她輕輕回握了我的手，對于十分虛弱的她來說，一定是使足了氣力。

她的信任讓我感動。雖然重癥監護室擁有全醫院最齊全、最先進的醫療設備，但遺憾的是，不是每個患者都能在這里起死回生。畢竟，醫學只是一門科學，不是神學。也正因為如此，在對抗病魔甚至死神的時候，最需要醫患的彼此信任，相互扶助，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期待生命創造出奇跡。

在接下來的72小時里，患者始終徘徊在死亡邊緣，但我們的治療方案，一直得到了她的全力配合，這讓我們能心無旁騖投入治療。同時，我也相信，是“保住孩子”的信念，最終讓這位準媽媽熬過了最危急的時刻。

沒有醫生不想把病人治好。可是有些病人和家屬就是不相信——“我是花了錢的，你必須給我治好!”“你這是過度診療吧？”手術失敗了，“是不是因為沒塞紅包啊？”“是沒托人和院領導打招呼，病人才出現并發癥的吧？”面對這些懷疑，有時真是有口難辯。醫療過程本身有太多的未知和不確定，我們不能用結果去評判過程。更何況，生命的價值，永遠無法用對與錯來衡量。

我很懷念當年非典時期那種純凈的醫患關系。

2003年春，非典疫情迅速擴散，傳染性之強和病死率之高令人恐慌，更要命的是，起初誰也說不清它的發病原因和傳染路徑。社會上對非典病人避之唯恐不及，一些醫院也出現了醫護人員被感染甚至死亡的情況。

當時，我們醫院是收治重癥非典病人的定點醫院。我記得，有位女護士要上第一線，而她還在哺乳期。在走廊拐角處，我聽到她在低聲啜泣。嗷嗷待哺的寶貝哪里離得開媽媽？更何況，誰知道進去了還能不能出得來。過了好一會兒，稍稍平靜下來的她給家人撥通了電話，聲音斷斷續續。其實我也剛給耄耋之年的母親打過電話。我說：“媽，兒子要上‘戰場’了!”解放戰爭年代曾在戰場上救護傷員的母親只輕輕說了句：“去吧，兒子，咱家沒有在戰場上退縮的。但是，你一定要給我好好地回來！”我的眼淚，就是那么不爭氣地流了下來。

從早春到初秋，疫情從肆虐到消散，每天往返于醫院和定點賓館之間的小道上，我能看到隔離區外路人對我投來的目光。那是崇敬、信賴和牽掛的目光。經常，在醫院的大門口，會有素昧平生的人送來鮮花和水果。有時，上面還會夾張小紙條：“白衣天使，保重身體，我們需要你們！”在那些日子里，盡管死神環伺，可又算得了什么？因為，我體會到什么叫“眾志成城”。

可近年來不少人對醫生充滿了怨氣，頻發的“傷醫事件”更是令人不寒而栗。作為醫生，我們真的很痛心。

醫學永遠是不完美的，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學會坦然面對。我一直記得自己曾經收治過的一位肝癌晚期、腫瘤破裂出血的患者。雖然經過搶救，暫時穩定了他的病情，但他已經沒有康復的可能。我清楚地記得，當天晚上，在回家途中，我一遍又一遍地在心底祈禱，祈禱那位患者能有奇跡出現，能夠健康回家。

30多年來，我一直沒有忘記醫學家林巧稚曾說的那句話：“永遠走到病人床前去，面對面地工作，單純地或僅僅依賴于檢驗報告做醫生，是危險的。”當我們在病床前面對面時，我的醫生同道，還有親愛的患者，讓我們彼此信賴，共同直面生命、直面醫學、直面自然，好嗎?

（作者系中日友好醫院重癥醫學科主任醫師，中華醫學會重癥醫學分會全國委員，中國病理生理學會重癥醫學分會全國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