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鹽亭13歲單親家庭女孩梁穎，因患癌癥晚期且家庭貧困，引起廣大愛心人士關注，并響應呼吁紛紛捐款，僅有賬目可查的捐款達到11萬余元。梁穎的父親、爺爺在接受善款時曾承諾，治病結束后，剩余的錢將捐給需要的人。今年1月14日，梁穎病重不治去世。有細心的愛心人士發現，當初的捐款并沒有用完，于是聯系梁穎的家長，但被告知不愿意退錢。隨后，當地社區也介入做工作，同樣被告知“沒錢了，不退”。于是，一場捐款后的退款風波在鹽亭發酵，并引發討論……（2月24日《成都商報》）

這邊愛心人士堅持要求受捐者退款，那邊卻人無動于衷，以“沒錢了不退”作為回應，當初接受捐款之時，所作的“用不完退還”的承諾，也被輕易的踐踏。一場捐款后的退款風波在持續發酵，使之有逐漸演變為公共事件之虞。除了對受捐者進行“無德”的指責之外，當前公眾最需要解決的一個心頭之疑是，對于拒不退款的行為，究竟拿什么來給予應對？

拒不退款的行為，對于社會愛心的傷害，相比于所受捐的11萬元捐款，其代價不知超過多少倍。有了這樣的前車之鑒，公眾在捐款時必然會投鼠忌器，并使得愛心人士陷入“無路可走”的困境之中。一方面公立慈善機構的社會信譽度不高，愛心人士不愿將錢捐給慈善組織并委托其管理；另一方面，民間公益組織尚未發育完善，在管理上同樣存在不透明的問題。然而當社會自發捐款之后，善款的使用同樣面臨著被侵占的巨大風險，加上沒有相應的約束和制約機制，同樣無以成為紓解愛心的主渠道。

對于原本就缺乏信任的社會道德，這樣的個例具有難以估量的破壞力和殺傷力，很顯然不能僅從道德層面去進行檢視與反思，而應有更為妥善的處理方式。客觀的說，善款的使用具有“唯一性”，當其的完成使命后，那么剩余的部分，就完全要退回或者捐出去，用到更需要幫助的地方。對其進行挪用或者侵占，就明顯違反了捐款者的意愿，也違背了當初尋求幫助時的初衷，屬于典型不遵守契約精神的體現，是一種不當得利的行為。

根據《民法通則》第92條規定，沒有合法依據，取得不當利益，造成他人損失的，應當將取得的不當利益返還受損失的人。然而，此種不當得利的行為，跟在銀行自動取款機上取款，結果因為機器故障而多出來錢，兩種在性質上并不一樣，前者屬于民事調整的范疇，而后者屬于刑事調整的范圍，可以用“侵占罪”來進行定性。更何況，若沒有捐款者采取司法訴訟的途徑，那么單純的道德呼吁和要求，自然就難以達到應有的效果。如何對其進行有效的懲戒，讓其付出相應的代價，以減少類似現象的發生率，需要更為完善的制度設計。

首先，在民間自發的基礎上，其實可以更好的發揮自我監督和約束的作用。除了現有的輿論施壓之外，還可以啟動民間自有的響應機制，發揮各方的力量而促進當事人轉變立場，回應捐款人的權利伸張；其次，在社會誠信體系尚不完善的情況下，相應的公益組織和管理機構，可以在既有的范圍內啟動征信追溯機制，在調查核實的基礎上，將這種退款的行為納入“黑名單”中，讓其為自己的行為承擔后果；再次，捐款人可以采取司法訴訟的程序，通過法律的手段和途徑，來維護自身的權益，逼當事人返還不當得利。當然最為關鍵之外，誠如專家所言，愛心通過慈善組織可解決尷尬，不過其前提是，必須采取更為扎實有效的措施，讓慈善組織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得到提升，使之真正成為愛心釋放的主渠道。（堂吉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