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春節期間，以“春節記事：一個病情加重的東北村莊”、“上海姑娘逃離江西農村”、“霸氣媳婦回村掀翻桌子”為代表的一系列虛假新聞在互聯網上賺足了眼球。經有關部門、媒體和網民的調查，這三篇報道均系捏造的不實報道。日前，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言人已經對此公開辟謠并回答記者提問。

這三篇流傳甚廣的虛假報道并非個案，集中反映出現階段互聯網時代個別網民、媒體和網絡平臺傳播素養和法治觀念的淡漠。從信息制造和傳播手段上看，這幾起虛假報道有一定共性：首先，內容虛假。在所謂“春節記事”報道中，作者甚至在整個過年期間都沒有回鄉，時間、地點、人物、情節等新聞工作中最應注意的幾大要素竟均為“編造”。“上海姑娘”這篇報道更為離譜，居然是江蘇的網民為發泄情緒完全捏造而成。其次，都是標題黨。這幾篇報道都是以“聳人聽聞”的“醒目”標題作為博得網絡點擊量的砝碼，標題黨已經成為虛假信息的“標配”。再次，喪失新聞真實性和向社會傳播負能量。“春節記事”所談及的“農婦組團約炮”，“霸氣媳婦回村”所說的“不讓媳婦上桌吃飯”等內容，不僅缺乏基本的真實性，更是傷害到了我們最應珍惜的中華傳統美德，向社會傳遞著“負能量”。最后，均以知名網絡服務提供者為平臺，借助知名網絡媒介和大V的不斷轉發，最終達到所追求的轟動輿情效應。

不可否認，互聯網傳播，特別是移動客戶端昌盛之時，在網絡上的關注度和點擊量成為衡量一家媒體或自媒體是否成功的主要標志。以此產生的“粉絲經濟學”和“關注度經濟學”似乎都將點擊量變成了新聞傳播的核心。其實，這是對互聯網傳播和互聯網法治的誤讀，缺乏真實性的新聞就等于無源之水，沒有正確輿論觀的傳播就是無土之木，違反法律和道德的信息傳播就是助紂為虐。

習總書記在“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著重指出，“真實性是新聞的生命”，他強調“要根據事實來描述事實，既準確報道個別事實，又從宏觀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在互聯網時代，新聞真實性原則既是網絡信息創作的底線，也應作為網絡信息傳播的底線；既是媒體在互聯網上發布和傳播信息的底線，也應成為網民利用自媒體發布和傳播信息的底線。互聯網和自媒體，絕不是法外之地，也不能成為為虛假信息藏污納垢的集散地。信息真實性底線不僅是傳播倫理的要求，而且也是我國現行法律的明文規定，包括《互聯網信息管理辦法》在內的法律法規，都將新聞真實性作為約束信息制造者和傳播者的法律標準。即便是新聞侵權的民事侵權領域，發布和傳播的信息是否真實，也是判斷行為人是否具有主觀過錯的核心標準。在刑事法律體系，信息真實性更是衡量損害商業信譽罪、誹謗罪等罪名成立與否的關鍵。可見，新聞真實性不僅是“新聞的生命”，而且也是互聯網信息法治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幾起虛假新聞在春節期間輿情影響如此之大，直接反映出我國網絡信息領域還存在一些突出問題亟待提高認識并加以解決：第一，對新聞真實性認識存在偏差。一些人認為“新聞”僅指的是時政、經濟等方面的信息，不包括這種“隨筆”。其實不然，文學等藝術創作并不一定拘泥于“真實”，不過，看似隨筆的文章，若以“報道”、“記事”等字眼出現，或以足夠讓受眾認為是“非虛構”的信息，特別是文中存在明確時間、地點、人物和事件“真實”描述的，都應該以真實性為原則。第二，個別媒體記者的新聞傳播素養還有待加強。“春節記事”的作者甚至在開始就強調本文“并非杜撰虛構，是真實的寫照”的字樣，經調查，該作者過年連家都沒回的純屬虛構，怎么能在文中作如此表述？這對于一個擁有正規記者身份的作者來說，實在有違新聞倫理。第三，個別媒體、平臺、公號和自媒體法律素養需要加強。盡管虛假信息并非平臺和轉發者所發布，平臺和轉發者也沒有能力和義務去事先審核發布內容的真偽。不過，當該信息被證明是虛假之時，轉發者或平臺就有義務及時采取必要措施，避免這些虛假信息繼續傳播。值得注意的是，受眾越多的公號或媒體，也應該承擔對信息真實性更高的審核義務。我國網絡侵權司法解釋明文規定，“轉發主體應承擔與其性質影響范圍相適應的注意義務”，這實際就是將“粉絲經濟學”轉換成“粉絲注意度”，按照權利義務對等原則，越多的粉絲主體，當然要承擔更高的注意標準。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通過春節期間的這幾起虛假信息事件，也反映出我國網民整體素養和辨析真偽能力的提升。這幾起虛假信息一經發表，在社會關注度不斷提升的同時，很多有責任感的網民經過線上線下求證，已經進行了自發性的辟謠，在很大程度上凈化了網絡環境，引導了正確的網絡輿論。這是網民自身在互聯網法治化進程中起到強大“自凈”能力的體現，也是我國近年來互聯網誠信和法治建設工作取得的重大成果。只有當全社會的媒介傳播素養普遍提升，法治觀念日益增強和社會責任感與日俱增時，網絡環境才會得到真正的清朗，才能避免那些“虛假報道”去傷害到我們那些最值得珍惜的東西。（作者：朱巍 為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