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疑人上電視認罪】

“讓嫌疑人上電視認罪不利于司法公正”

新京報：今年你在提案中提到犯罪嫌疑人上電視認罪的問題，你的觀點是什么？

朱征夫：我的建議是別讓嫌疑人上電視認罪。從法律上來說，如果沒有證據佐證的話，在電視上認罪是不應該采信的。因為有太多的可能性會導致犯罪嫌疑人違背意愿和違背事實認罪。在法院判決之前，要避免整個社會把他們當做罪犯來對待，否則對他們不公平，萬一法院后來判他們無罪呢？

新京報：犯罪嫌疑人在電視上認罪，算是口供嗎？

朱征夫：算是。這種口供有證據效力，但單憑口供是不能證明當事人有罪的。

新京報：提出這個建議出于哪些考慮？

朱征夫：我比較關注有罪推定的現象，讓犯罪嫌疑人上電視認罪，是對其進行有罪推定的一種形式。從我觀察到的案件情況來看，上電視認罪有違背當事人意愿的情況，也有違背事實的情況。

新京報：從司法角度分析，讓嫌疑人上電視認罪，會帶來哪些不良后果？

朱征夫：這影響了無罪推定原則的實施，而且會干擾法官的審判。會使檢察機關和審判受到偵查機關的壓力，不利于檢察院的獨立審查起訴和法院的獨立審判。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權利保護和司法公正。

新京報：從輿論角度講，會有哪些不當之處？

朱征夫：容易導致“輿論審判”。犯罪嫌疑人在電視上認罪，再經過媒體報道、傳播，就會誤導公眾認為嫌疑人就是有罪的。這種情況下，如果證據不能支持，法院依法判無罪的壓力就更大了。

辯說

犯罪嫌疑人在電視上認罪，并不等于真的認罪，更不等于真的有罪。嫌疑人失去人身自由后，在多種情況下，均可能違背其真實意思而上電視認罪。嫌疑人還可能因為不懂法律而誤以為自己犯了罪，甚至可能有意替他人頂罪，所以只有認罪沒有充分證據佐證，并不能排除合理懷疑。

【言詞證據】

“試行偵查訊問時律師在場”

新京報：請具體講一下嚴格言詞證據采信標準的建議。

朱征夫：言詞證據須有實物證據佐證才能采信。現行的證據制度太注重言詞證據，單憑口供、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就可以給犯罪嫌疑人定罪。而言詞證據主觀性強，客觀性差，犯罪嫌疑人口供、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也可能逼出來，誘出來。

新京報：能否舉例說明。

朱征夫：比如說，在一起行賄受賄案件中，行賄人說自己送了錢，受賄人說自己收了錢，如果只靠言詞證據就可以給他們定罪。但事實上，這種口供通過逼供、誘供、騙供等方式都可以得到。而且，在這種情況下還有可能出現栽贓陷害的情況。所以說，一定要有實物證據佐證，僅僅依靠言詞證據是很容易冤枉無辜的。

新京報：從司法機關的具體操作來看，這個建議應該如何落實？

朱征夫：偵查機關要輕口供甚至零口供，在采集證據的時候要合法，不能誘供、逼供、騙供。偵查機關在使用證據的時候，一定要有各種印證，各種鏈條要能夠咬得上，而不能靠推論。

新京報：現行制度是如何規避偵查機關刑訊逼供的？

朱征夫：我們現在是全程錄像，但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會有人做手腳。我認為律師在場是最好的規避辦法。

有個詞叫做“寧縱毋枉”，我們要冒著寧愿某些案件不破的風險，也要保護好老百姓的權利，不能出現冤枉好人的情況。

【注說】

除了合法收集證據、嚴格使用證據之外，朱征夫還建議審訊的時候律師在場。法治比較健全國家很少有刑訊逼供，因為律師不來他們就沒法兒審訊。但是我們國家沒有律師在場權。為了防止刑訊逼供、誘供、騙供，建議在我國部分地區試行偵查訊問時律師在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