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不能給留守兒童貼標簽。一些地方將留守兒童作為問題兒童或特殊兒童，與普通兒童區別對待。例如：有的地方給留守兒童單獨編班；有的將留守兒童作為問題兒童進行單獨法制教育；有些地方建立了專門以“留守兒童”命名的機構。如：“留守兒童之家”、“留守兒童托管站”等。“這些做法盡管出發點很好，但將留守兒童標簽化，將留守兒童群體特殊化，有悖于兒童權利保護的基本準則，容易給留守兒童心理發展帶來負面影響，并不利于留守兒童問題的解決。”宋文珍說。

針對這個問題，她建議：地方相關部門及社會各界不能將留守兒童作為問題兒童，給留守兒童貼標簽；政府也需要進一步完善留守兒童監護制度，強化家庭的監護責任；建立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分工協作的跨部門合作的工作機制；建立健全基層兒童保護和服務的體系與網絡，依托社區現有公共服務資源和設施建立社區兒童之家，為社區包括留守兒童及其家庭在內的所有兒童和家庭提供培訓與課后輔導、活動和游戲指導、社會心理支持、法律咨詢、司法救助等多元化的綜合基本服務，促進留守兒童身心健康發展，提升留守兒童家長監護能力。完善困境家庭留守兒童福利保障制度和體系。

最后，關注人口流動帶來的兒童問題，讓留守兒童留住父母之愛。

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都是由于人口流動產生的兒童群體，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因此，解決留守兒童問題需要同時進一步解決流動兒童問題。2014年末，我國流動人口達到2.47億人。2010年，流動兒童達到3581萬人。隨著父母的頻繁遷徙，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的身份也在不斷轉換。

“政府必須統籌兼顧，不能顧此失彼，要按照國家推進人口發展和新型城鎮化的戰略部署，合理引導人口流動，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妥善解決流動家庭及兒童的就業、教育、福利、住房和基本醫療保障等問題，推進農業轉移人口享有平等的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宋文珍認為，從長遠看，從源頭上逐步減少兒童留守現象，還需要積極推進新農村建設，推進地方經濟的發展和轉型，推進區域、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使父母更好地兼顧就業與照顧孩子。希望各界對留守兒童能給予更多的關注，早日讓留守兒童留住家庭溫暖，留住父母之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