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來近照。四川省作協供圖

今年出版的阿來新作《云中記》，講述了千年古村云中村，在八級地震中地裂天崩，又在次生災害山體滑坡中消失的故事。

小說主人公是云中村的祭司阿巴。地震后，他沒有和村民們一起易地搬遷，而是遵從職業的呼喚，回到災后滿目瘡痍的云中村，焚香禱告，撫慰靈魂，最終與村子一起，在山體滑坡中重歸大地懷抱。作家用詩性的筆觸，史詩般的敘述方式，為山林、草木、河流及寄居其上的所有生靈畫像。他通過阿巴的眼睛，呈現了這座村莊的歷史和現狀，描繪了村民的生活和命運。

這是一部醞釀了十年的長篇小說，也是一部記錄災難、書寫崇高的樂章，它用莊嚴和悲憫，喚起崇高和希望。

2008年5月12日14時28分，汶川地震發生。第二天，作家阿來啟程趕赴災區，前后盤桓數月，又醞釀超過十年。201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十周年紀念日，阿來才動筆，2018年國慶假期完稿，2019年4月終于出版。他說，“這是我最愛的一部小說，我等這本書等了十年。”

十年醞釀

草地：您是怎樣開始創作這本小說的？

阿來：汶川地震十周年紀念日那天，我動筆寫這部小說。那個時候我人在成都，本來在寫另外一本書。下午兩點二十八分，全城的警報一拉響，我坐在桌子前，突然一下子淚如雨下。地震發生后，我見過那么多死亡，也見過那么多感人的事跡，都沒有流過淚。但是那一天，我不知道為什么流了淚。然后就關了原來那個沒寫完的小說，開始寫《云中記》。

草地：聽說您震后去了好幾次災區？

阿來：我首先是經歷了地震，自己內心就不得安寧。從國家來講，受災的人是我們的同胞，從人類的意義來講，他們是我們的同類。當他們經歷這樣災難的時候，我們跟他們同在，哪怕不能分擔什么。這些都是發乎本心的，如果不是寫這本書，這么多年我也從來沒講過這些。我去北京、去上海、去廣州募捐，交了很多朋友，希望建一個學校，做規劃做設計，雖然后來沒有成功。真正做了這個事情，會很慚愧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我覺得這個經驗非常寶貴。做和不做，到底是不一樣的。

草地：震后十年怎樣醞釀這部小說？

阿來：就是積累，始終有一個中心，都往這個中心歸攏。而且地震以后我也時常返回這些災后重建的地方，干部我也見過，群眾我也見過。震后幾天我見過阿壩的一位副州長，一見面他就哭了。我趕緊問他，是不是你家里有人遭遇不幸？他說不是。他說：“這么多天，災難一發生我就發現，我在這兒是層級最高的干部，必須擔起這個責任來。”我在《云中記》里寫的鄉長，也是這樣。

書中的故事都有真實的依據，汶川地震一發生，通信全斷了，跟外界聯系不上，當天晚上所有能組織起來的干部，摸著黑就下去了，這一路上生生死死誰知道？那個時候干部們強烈地意識到自己是誰。這個副州長當時馬上自任指揮長，就是承擔責任。他家就在茂縣（同樣是汶川地震極重災區），他說：“我擔這么大責任，我怎么敢問家里？要是家里真有事，怎么辦？”他的方式就是不問。我說，那你哭什么？他說：“老弟，什么都沒了呀。你我是同齡人，你走了不同的道路，我從普通干部開始，三十多年，從基層干到現在，建設鄉村，建設工業，改變基礎設施。一條公路，我們不知改造了多少次才改造成現在這樣子；一些電站、工廠，我們花了多少工夫才建設起來，形成這樣的規模；農村進行了多少改造，才變成這個樣子。幾分鐘時間，沒啦！”

這是他最本質的感悟。“就算重新來過，我已經再沒有一個三十年了。這個地震對我來說意味著什么，三十多年白干了！把我一生的奮斗都取消了！”一個干部的奮斗就是聚集在這些成果里，雖然沒有一個是他單獨干成的。他說：“不光是國家的損失，也是我的損失啊！你將來還有幾本書，我有什么？過去從這里經過，我常告訴別人，這個電站是我組織建的，這個工廠是我下過工夫的，改制過后，慢慢煥發生機。現在你看，就這一堆爛磚頭。”

草地：為什么說等這本書等了十年？

阿來：每一部小說一定要找到一種恰當的表達方法、語言方式。小說只靠內容是不可能成功的，問題是怎么來處理，怎么剪裁得當，什么東西說到什么樣的程度。

我從還在地震災區時就開始準備，但一直沒有想好怎么寫。過于寫實，好像會被事實湮沒。離開寫實，寫那些極致的悲痛、絕望，或者寫自救與救人的過程中，那些崇高的東西，但稍不謹慎就可能寫偏，把真的寫成假的，反而讓人覺得崇高是虛偽的。這不光是我的經驗，文學書寫中有大量的這種失敗的經驗。

其實到今天為止，我們沒有一個真正成立的關于災難的書寫。中國經歷了這么多偉大的戰爭，但是還沒有像西方那樣偉大的戰爭文學。我們還是局限于基本的事實、行為，沒有更深的理解，還在就事論事。由事情本身，強制性地尋找意義、附加意義。因為我們不太相信呈現事情本身。不把意義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就怕人家不明白，也怕自己不深刻。所以我想了很久，很多年沒有動筆，其實就是沒有把這些問題想清楚。

動筆那一天，我覺得我把這個問題想清楚了——還是要基于人的普通反應，基于人最基礎的情感。

小說的原型

草地：《云中記》的故事，云中村里的人物有原型嗎？

阿來：有。被遷移的村莊不止一個，“云中村”的原型不是藏族村落，而是羌族村落，后來遷到邛崍附近。我對羌族文化不熟悉，其實汶川地震中也有很多藏族村落遭災，所以我覺得還是寫我熟悉的文化。人物塑造也受到啟發，一個搞攝影的朋友，地震后幾年他突然拿了幾張照片給我看，在一個遷移了的村，村里的巫師又回到原來的村子，他過去跟拍，巫師就一個人在廢墟前面敲鼓。“活人政府管，靈魂我來管。”書里主人公阿巴的話就是這個巫師說的。但他肯定沒有像阿巴一樣，選擇和云中村共同消失，他可能是每年定期回去。這給了我啟發，我就想萬一他不回去呢？我的人物、小說需要發展，但是要寫得合理。要是回去造成新的死亡，地方官員是要負責任的。但是小說里的鄉長是阿巴的外甥，而且是在震后重建中成長覺悟起來的干部。他誕生于這個文化中，對舅舅的選擇有足夠的理解，他也決定尊重他，不惜失掉官職。當然我也不忍心。小說是虛構，虛構就在這些地方顯示力量，我就讓阿巴的外甥官復原職。

草地：為什么選擇一個苯教祭司來做小說的主角？

阿來：這也是精心考慮的。苯教是原始宗教，崇尚萬物有靈，剛好提供了這樣一個空間。如果是佛教就沒法寫了，因果報應，生死有命，就變成一個不容解釋的因果報應，沒有討論的空間了。

草地：在小說中您為何要關注萬物有靈？

阿來：我寫了幾十種植物，有鹿群、碉樓，更重要的是山神。山神是他們的祖先，也是個英雄。第一是萬物有靈，第二從現代科學意義來講，我們需要處理一個關系——難道大地只是施加我們災難嗎？我在題記中說了：“大地震動，只是構造地理，并非與人為敵。”它的規律在于運動，而人的悲劇性在于，明明這是多災多難的土地，但也必須在土地上生活。它暫時靜止的時候，人們享受它給予的土地、流水、空氣、滋養，但它憤怒的時候，火山爆發、地震、泥石流、洪水，哪天它又不想下雨了，哪天要掀個海嘯了……但是它不是要與人為敵。它跟戰爭不一樣，戰爭有個明確的敵人，難道因為這個我們可以恨大地？不能。這是人的宿命，大地又沒邀請你來，但是你除了生長在這兒，沒有地方去。你就只好忍著，承認這個事實。而且要向大地上別的生命體學習，如何跟大地建立互相的關系。大地不僅哺育了人這種生命，而且哺育了更豐富的生命世界。

很多人對這個生命世界，對我們居住的環境沒有多少感情。所以我想，寫這本小說，首先我要學會處理死亡。終于可以用一種美麗的方式來處理死亡，用頌歌的方式來對待死亡，而不是悲號。第二就是人和土地關系的問題，又跟今天我們對生態、環境的關注是非常契合的。生命共同體，加上云中村的萬物有靈，就形成一個人和自然的非常深入的對話。因為我也有個責任，在寫出大地的嚴酷的時候，更要寫出大地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