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兩會期間，政協一次小組會議上，當談起國企破產問題時，一家央企董事長道出了自家遇到的煩心事。兩年前，這家央企下屬的一家西南地區的企業在重組失敗后，向法院申請破產。在解決了一系列問題后，這家企業終于達到了《破產法》規定的破產條件。但令人不解的是，企業卻被“堵”在了法院門口，“進”不去。原因是“地方政府不支持，法院不愿意受理”（據3月28日《中國青年報》）。

不難想象，國有企業在地方政府眼里，不僅僅只是一個“以營利為目的的經濟組織”，還關系到政府形象、政績考核、職工安置、社會穩定等方方面面，一旦法院受理被依法宣布破產，幾乎就是一個地方最大的“負面新聞”，從報道中就不難看出，國有企業“破產難”還不只是這位政協委員遇到的“個案”。 數據顯示，2007年，企業破產案4200件，隨后逐年下降，到了2012年，減少至2100件。按說隨著市場競爭的激烈，在大量民營企業“推陳出新”的情況下，相對比較“保守”的普通地方國有企業，申請破產立案的數量理應當超過往年，不可能會呈現下降趨勢，其原因正如政協委員所說的那樣，雖然企業符合破產條件也愿意依法破產，但卻是“丫鬟掌鑰匙—管事不當家”，地方政府出面干預，法院不予受理，企業想破也破不了，最終淪落為“僵尸企業”。

實際上，在市場經濟的競爭環境下，無論是注冊新企業還是老企業關門破產，都是一種正常現象，所謂“不破不立”，一些企業通過破產重組反而會起死回生煥發活力，但在一些地方政府的思想意識中，能救則救，救不活即使成“僵尸企業”，有這塊攤子在，在國企職工心目中就不會“挨罵”。而事實上有些地方政府對國企依法破產之后，盡管在各種補償和就業安置方面都依法依規進行處理，但依然被不少職工罵為“敗家子”甚至“賣國賊”。而國企在依法破產的過程中，涉及到的利益非常廣泛，其中很多現實問題也非常棘手，以至于不少地方政府明知救不活也要向里“砸錢”，不惜動用財政資金甚至作擔保讓銀行為其貸款輸血，最后非但沒有起到任何作用，也讓財政投入和銀行貸款通通打了“水漂”。

國企“破產難”僅靠法律難以解碼，表面上看，法院出于人手不足和案件處理復雜等多重原因，更愿意用不受理來“迎合”政府。實際上國企職工對企業破產才最為抗拒，國企職工非常看重自己的“國企職工”身份，在他們的心目中，自己從事多年乃至幾十年的企業就是他們終身可以依靠的“家”，即使成“僵尸企業”，但有“家”在，有國企檔案的“公職”身份在，他們更希望政府不要讓國企依法破產，即使救不活成為“僵尸”，也不愿意看到整個企業徹底“散伙”。

其實，國企破產除了一些投資商和企業很少一部分有實力的管理層表示支持，并希望通過破產重組廉價購買資產“另起爐灶”以外，從地方政府到企業職工乃至債權人等都不希望破產，有“僵尸企業”這個“爛攤子”在，國企職工即使外出打工創業，內心還有一種有“家”的感覺，而主政官員不但政績考核風險同樣也小得多。由國企破產引發的諸多矛盾帶來的不穩定才最為憂心，盡管這很不符合市場規律，如此下去更會造成國有資產和資源浪費，但對于傳統觀念根深蒂固的國企職工來說，廝守“僵尸企業”依然比依法破產更為劃算。

國企“破產難”，表面上看其阻力是來自地方政府干預法院不予立案。其實背后更有國企千百職工的焦慮，上世紀90年代末的第一輪國企改革改制已經給很多現存的國企職工留下難以抹去的陰影。他們非常擔心企業破產重組會讓他們重復當年“下崗潮”的老路，尤其是40,50這個年齡層的國企職工，他們不但拖家帶口，對政府有強烈的依附心理，更是重新就業的困難群體。在失去依附、退休不夠年齡又就業困難的現實處境面前，他們更擔心企業破產自己會被整個社會所“遺棄”。因此，國企“破產難”既要從地方政府和司法方面找原因，更要消除“企業破產”該國企職工帶來的擔憂和顧慮，而地方政府不敢讓國企順應市場依法破產，實際上也是無法解碼和出于地方穩定的一種無奈。法院不愿立案最大的“苦衷”也莫過如此，清賬核算判決等都可以用提高效率來解決，但涉及到國企職工這么多人的利益訴求和亟待解決的諸多現實問題，顯然僅靠法律也難以解碼，法院如何敢輕易受理？又如何忍心去做出一紙判決？（朱永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