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孩子們圍在鍋邊等待晚飯。

每封寫給政府的信的結尾，他都說，“希望這群無辜的孩子在黨的陽光下能夠生活、成長、成才”。

張杏子回憶，打從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何洪的薄荷水生意做不下去了，他的主業變成了“天天跑政府”，“除了求政府幫忙，我們還能做啥子？”

但在政府的眼里，這是“無賴”的表現。蓬南鎮一位副鎮長，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表示，“政府也相當頭痛”。他說，何洪“很無賴”，隔三差五就到鎮政府要補貼，如不同意就到縣里信訪，“我們很多時候只能息事寧人”。

靠這辦法，何洪“求”來了頭幾個孩子的戶口，和全家一月880元的低保。

可唯獨他最關心的“孩子的出路”問題，始終沒有解決。

何洪對最大的兩個兒子有過很多設想，從考大學到開挖掘機再到學技術，他的中心思想是“賺錢”。所以，那個能送兩個孩子去職校學技術的機會，他想都沒想，一口便應了下來。

只是誰也沒有想到，在職高，兩兄弟被學校的小混混盯上，收保護費不成，對方動了刀子，老四急眼了，撲上去搶刀子。

他的血也流了一地，整個宿舍都是紅色的，腸子外翻，二哥每次回憶起眼眶都是紅的，“老四傻啊，造孽啊”。

老四回來還沒過完春節，父親也進了看守所，這個家眼看著，就要垮了。

剛滿18歲的老二以一種超乎想象的速度“成熟了”。他撿起了父親的電話薄，用破塑料袋分類裝好弟弟和父親的材料，沿著父親的路子開始向村上、鎮上、縣里求人。

因為媒體的曝光，何家人已成了當地“丟人的事情”，有人沖著這個男孩罵道：“你父親是殺人犯，你們一家都是渣滓，不配得到政府的幫助。”

1米6出頭的老二最近一個半月瘦脫了形，為了“救”父親，他自己翻出破了邊兒的法律書籍，每天跑完政府就回來看，盡管，那上面的內容對他來說更像是“天書”。

這本不該是他要走的路。

成績中上的老二被父親寄予了“考大學當能人”的重任，后來家貧輟學，父親也送他去安徽，“跟著村里人見見世面”。因為年紀太小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再回到村里時，這個少年平靜地接受了父親新的安排——跟著他“跑政府”，順路撿垃圾。

他不止一次地在街上碰見了以前的同學。每次，他都會提提背簍，弓著身子，把頭埋得很低，腳步加快，躲同學。

“幸運”的是，好幾回都跟對方擦肩而過了，也沒人喊住他。

這個18歲的少年說，自己已經逐漸忘記“要去北京當兵、保衛天安門”的夢想了，盡管手機里還存著合肥高樓大廈的圖片，但他心里清楚“再也不可能看到那樣的風景了”。

這個家庭秤砣般拽著掙扎向上的老二，他離自己的夢想越來越遠了。

被現實“催熟”的他明白了一些事情。比如，初中“考過年級前30”的他頭一回發現，“求人辦事好難好難啊”，難過了任何一道考題。

“不曉得哪門回事，我爸爸想讓我們家人多力量大，結果我們一家現在是村里頭最讓人看不起的家庭。”他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