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父母并不能掌握成年兒女的行蹤，絕大多數兒女也沒有充分了解父母的社交圈子和社交主題，這種疏隔在分散在兩地的兩代人身上體現得更為明顯。

因為工作任務密集，我大概一個月沒給父母打電話。在最近一次通話中，發現父親聊天的關鍵詞換成了一個網站。在這個網站買東西，過了一定時間，消費金額會全部返還給消費者。這種事明顯自帶傳播驅動力，等我聽說該網站的名字時，父親和他身邊所有的朋友、鄰里都是它的會員了。

父親興奮地說，你去研究研究吧，這是“互聯網+”的新經濟模式；又說，你去搜搜網頁，某專家已經給了權威肯定。我泄氣地說，不必看了，你答應我不會投入超過兩萬塊錢就行。

有什么可“研究”的呢？沒有面向公眾的官網，只能靠軟件私下運作；沒有任何正規新聞媒體報道，只有公關團隊自己放出來的消息。龐氏騙局的變種披掛上“新經濟”外衣，精準定位三線城市和鄉鎮地區的中老年群體，靠著不斷加入的下線給上線的投資止損。這個“模式”像割韭菜一樣，沒了一茬，又換個花樣，再來一茬，但每次都能贏。

真的，它們總能贏。數年前，父親被朋友拉入一個可“投資”的遠程教育網站，最終以莫名其妙地花了上萬元錢告終。隨后，親戚朋友的口口相傳又讓他相信一種理療儀能應對各種疑難雜癥，全家每天輪流做“理療”。現在，他使用的是一種從報紙廣告中縫看到的“××神針”，據說每天將幾塊通了弱電流的布粘貼在若干穴位上治療，連糖尿病都能治好。

越來越多的信息顯示，傳銷、假藥、三無保健品、理財騙局甚至邪教盛行的地區和人群都是重疊的。這些現象背后的心理都是同構的，都源于相信財富、健康、精神安寧可以通過偶然發現一次機會而空手套白狼的底層哲學。但父親的屢屢“中招”，卻讓我難以如此“刻薄”地評價——他正直又樂善好施，一生沒有被人用“貪小便宜”形容過。一旦一個空泛的人群具象化為父母，事情就出現了更細膩的解釋需求。

就像父母并不能掌握成年兒女的行蹤，絕大多數兒女也沒有充分了解父母的社交圈子和社交主題，這種疏隔在分散在兩地的兩代人身上體現得更為明顯。現實情況是：對分布在三、四線城市和小城鎮的老人而言，如果他要讀書，很少有社區圖書館或讀書會；要聽講座，也罕有不賣藥、不賣理療儀、不推銷理財產品的。能選擇的社交和文化活動屈指可數，除了廣場舞，就是這些以理財產品、“線上投資”、保健品買賣為主題的松散集會。

借著這些活動，鄰里間有了聊天話題，老朋友間有了聚在一起喝酒的機會。代理商組織的觀摩活動變成了鄰居一起短途出游的契機，產品推銷現場成了休閑和社交的場所。精明的老人會講述如何防騙；上過當的父母們會訴苦，聽朋友們的安慰。這些瑣碎的交流構建了他們的社交，使日常生活不僅是對著電視打盹、盼兒女的一個電話，或者是等著孫輩的寒暑假到來。

在生日和節日送禮物、給父母訂雜志買書，在他們來和你相聚的日子里，帶他們去看電影、話劇、主題展覽——我相信我們都在這樣做。但這些，仍然是外在于他們的生活的，是一種日常生活中的偶然“脫軌”。在他們自己的朋友圈，保健品、理療儀和理財產品的討論是一種“主流”，既生產著生活的興奮點，又包含著“我們同屬一個社群”的社交安全感。

所以，在經歷了幾次花錢買教訓的事情之后，我不再傾向于“說服”父親，而是請他確定一個參與度的上限，并把投入的錢看做是他支付他社交生活的成本。這種潛在向騙子們示弱的方法，當然不是最好的，但對一個整月只給父母打一次電話、全然無力給他們提供新的文化生活的兒女，還有資格居高臨下地說服誰嗎？（劉 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