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追擊”

徐　駿作（新華社發）

　　到今年４月２２日，中國集中公布針對１００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國家工作人員、重要腐敗案件涉案人等人員的紅色通緝令將滿１年。近１年來，“紅通”嫌犯的追逃追贓情況進展如何，已經歸案的“紅通”嫌犯有何特點，中國在反腐國際合作方面有何新進展，對此，本報進行了梳理和采訪。

　　４月６日，在多方壓力和政策感召下，潛逃加拿大的“百名紅通人員”　第８５號巴連孝回國投案自首。這是自公布“百名紅通人員”名單后，歸案的第２６人。

　　此外，截至去年１１月底，“天網”行動共從６８個國家和地區追回８６３人，其中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１９６人，首次實現追回人數超過新增外逃人數。

　　業內人士指出，當前，中國追逃追贓的力度逐步加大、方式不斷創新，一張追捕外逃腐敗分子的天網正在形成。中國在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戰場上，正顯示出鐵腕重拳的行動力。

　　１歸案嫌犯近半數涉嫌貪污罪

　　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２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發布消息，國際刑警組織中國國家中心局集中公布了針對１００名涉嫌犯罪外逃國家工作人員、重要腐敗案件涉案人等人員的紅色通緝令，這些人也被稱為“百名紅通人員”。截至目前，“百名紅通”嫌犯歸案已超１／４。

　　第一個歸案的是戴學民。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３日，上海市傳來消息，發現一名持外國護照男子與百名“紅通”名單中位列第九十位的戴學民高度重合。

　　經過充分偵查，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５日上午１１時，在公安部指揮下，上海、江蘇、安徽等省市相關部門密切配合，在安徽省一個公寓樓內將戴學民抓獲。此時，是公布“百名紅通”名單的第四天，戴學民也因此被稱為“觸網第一人”。

　　戴學民，原為中國經濟開發信托投資公司上海營業部總經理，涉嫌貪污１１００萬元，于２００１年８月潛逃出境。

　　戴學民的落網，拉開了中國追捕“百名紅通人員”的序幕。據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資料顯示，目前已歸案的２６名“紅通”嫌犯中，有多人像戴學民這樣曾任單位“一把手”，比如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５日落網的江蘇中淮建設集團原董事長錢增德。

　　此外，還有一些任職于關鍵財務崗位的職工，也利用職務之便，實施違法犯罪行為，給國家財產造成了重大損失。曾任遼寧省本溪市勞動和社會保障監察支隊出納員的張清曌，與該支隊案件審理科原科長付耀波勾結，涉嫌于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４年間，利用職務便利共同貪污公款２９９６萬元，２０１４年９月一起潛逃出境。２０１６年２月６日，兩人在加勒比海島國圣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簡稱“圣格”）被抓獲回國。

　　目前落網的“紅通”嫌犯，從涉嫌罪名來看，有１２人涉嫌貪污罪，約占總數的４６％。此外，還有多人涉嫌挪用公款、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受賄行賄、集資詐騙、洗錢等。

　　據統計，在這２６名落網的“紅通”嫌犯中，有９名曾逃亡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有６名曾逃亡加拿大，４名曾逃亡美國，另有一些將加納、幾內亞比紹、秘魯等非洲及南美洲國家選為逃亡地點。

　　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黃風對本報表示，據他觀察，落網的“紅通”嫌犯有相當一部分是從美、加兩國遣返歸案，而在此前的“獵狐行動”中，遣返國主要是中國周邊國家。“這說明我們的反腐敗追逃追贓得到了一些歐美發達國家的認可、配合和支持。這些國家的法制比較嚴密，能從這些國家取得成功，意味著我們的法律水平在不斷提高。”黃風表示。

　　此外，黃風還指出，不少落網“紅通”嫌犯外逃時間比較長，典型代表有楊進軍和黃玉榮，分別外逃了１４年、１３年。“多年沒有解決的案件得到了解決，說明我們密集的追逃行動，正在不斷擠壓在逃嫌犯的境外生存空間。”

　　２歸案嫌犯近半數屬勸返

　　與戴學民被緝捕歸案不同，第６３號“紅通”嫌犯張麗萍則是在逃亡１７年后，經中國外交部、公安部與駐秘魯使館的全力配合，于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７日被成功勸返回國自首。她是第２５名到案的“百名紅通人員”，這意味著，“紅通”嫌犯歸案人數達到１／４。

　　細數２６名“紅通”嫌犯的歸案途徑，可以發現，除強制緝捕押解和意外死亡之外，遣返回國和勸返自首也是追逃的重要方式。

　　據統計，目前已歸案的２６名“紅通”嫌犯中，被緝捕的有５人，死亡２人，勸返１２人，遣返７人。截至巴連孝歸案，２０１６年落網的８名“紅通”嫌犯中，有５人都是在各方努力及政策感召下，被勸返自首的。

　　據悉，很多外逃人員在出逃前都會擬定詳細周密的計劃，變換身份，在多國流竄。北京市追逃辦對掛牌督辦的案例逐一分析后認為，外逃職務犯罪人員文化素質較高，工作經歷豐富，出逃前早有準備、有預案，加之一些人出逃時間長，熟悉海外情況，這些都增加了追逃追贓的難度。

　　為此，追逃辦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措施。他們對許多重點案件“逐案過堂”，并統一下發外逃人員信息表，要求各責任單位動態掌握外逃人員信息，隨時報告案件進展，在時機成熟時采取果斷措施。

　　被稱為“億元股長”的２號“紅通”嫌犯李華波，就是由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督辦，并成功追回的典型案例。

　　與大多外逃官員不同，李華波并非“不告而別”。出逃前，李華波通過留信和電話的方式，告知相關人員，自己通過內外勾結、私刻公章等手段，“從財政局資金賬戶上弄了很多錢”，并已棄職攜家眷出逃。

　　李華波的氣焰和貪婪引起巨大反響。隨后，在中央紀委指導下，江西省成立案件協調小組和專案組，短期內查清了李華波伙同他人鯨吞９４００萬元財政資金的犯罪事實，并將其跨境轉移贓款和偽造移民申請資料的有關證據陸續提交給新加坡方面。

　　之后，多部門組成工作組先后８次赴新加坡進行磋商。經過不懈努力，中新兩國在沒有締結引渡條約的情況下積極開展司法執法合作。中方向新方提出司法協助請求，提供有力證據，由新方凍結了李華波涉案資產，對李實行了逮捕、起訴，以“不誠實接受偷竊財產罪”判處其１５個月有期徒刑，并在李華波出獄當天將其遣返回國。

　　李華波案件是中新雙方依據《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踐行《北京反腐敗宣言》開展追逃追贓合作的成功案例，也是中國檢察機關偵查人員在境外刑事法庭出庭作證、檢察機關和人民法院運用違法所得沒收程序追繳潛逃境外腐敗分子涉案贓款的第一起案例。

　　網友＠萌萌劍客在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留言表示：“事實證明，那些腐敗分子避罪海外、逍遙法外的企圖只不過是一枕黃粱。李華波被遣返回國的這個結局，自他將罪惡之手伸向民脂民膏的那一刻起就已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