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賄賂犯罪對象中明確引入“財產性利益”，有利于彌補我國司法踐行中以往“債務免除、會員服務等不算賄賂”的漏洞。

據新京報報道，“兩高”18日聯合發布《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明確貪污罪、受賄罪的定罪量刑標準及貪污罪、受賄罪死刑、死緩及終身監禁的適用原則等，強調依法從嚴懲治貪污賄賂犯罪。同時規定，貪污、受賄一萬元以上不滿三萬元，同時具有特定情節的，亦應追究刑事責任。

十八大以來，中央持續推進高壓反腐。作為反腐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司法審判無疑是其中一錘定音的關鍵一環。通過司法程序將反腐變成法律命題，是法治國家對于依法反腐的必然要求。而嚴懲腐敗決心的能否實現，也部分取決于司法機關能否嚴格落實刑法理念與規定，以“罪責刑相適應”為原則設定司法標準，在遇見新問題時，在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的基礎上，做出合法合理的判斷。

這次司法解釋出臺，就旨在將2015年11月正式實施的《刑法修正案（九）》中涉及貪污賄賂犯罪的定罪及量刑重大調整，落到實處。如針對修正案中對相關犯罪增設了終身監禁制度、罰金刑、嚴格了從寬處罰條件等，它明確為終身監禁設立無條件執行、不得減刑假釋等剛性制度；還是加大經濟處罰力度，規定了遠重于其他犯罪的罰金標準；并規定追繳不受時間限制，“追贓永不清零”。

值得注意的，是司法解釋將賄賂犯罪的財物，由貨幣、物品擴大為以貨幣結算的財產性利益，如房屋裝修、債務免除、會員服務、旅游等。這無疑是種正本清源：古代說“賕，以財物枉法相謝也”，而時至今日，有些地方的司法實踐中，也總將作為犯罪對象的“財物”理解成狹義的實物性財物。這也影響了對某些賄賂行為的定性，甚至導致其根本就無法入罪。比如，雷政富案中的“性賄賂”能否定受賄罪入刑，之前就曾引發爭議。

對賄賂犯罪對象界定不拘泥于財物，是很多國家的通例。如《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刑法典》明確，受賄即收受“他人利益”，不限定利益性質；《法國刑法典》規定賄賂罪構成要件是“贈禮、饋贈或其他任何好處”。

而在賄賂犯罪對象中明確引入“財產性利益”，也算是彌補了我國司法踐行中的漏洞。比如以往媒體曝光的，官員借用企業老總的小轎車，可通過使用年限乘以每年折舊費，再加上他人代交的保險費、養路費等，來計算其受賄金額。而其他諸如設定債權、免費提供勞務、提供住房使用權等所謂財產性利益，其實都是交付金錢財物的另一種形式。將財物的解釋擴大至“財產性利益”，不會超出詞義本身的范疇，也不會超越社會的預期，反而能裨闕補漏。

得看到，這類擴張性解釋，在刑法規定的“為他人謀取利益”上也有體現：國家工作人員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級關系的下屬或被管理人員的財物價值三萬元以上，可能影響職權行使的，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這其實也是立足于法律原意，回歸到公務行為廉潔性以及不可以以任何形式進行收買的本質，從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中汲取先進元素并予以成文化、制度化，以揭開隱性貪腐中的犯罪面紗。

法治建設重在細節，依法反腐也是如此。而這次司法解釋，無論是在賄賂犯罪財物的擴張解釋上，還是對“按數額加情節定罪量刑”標準加以明確等，都是在細節上筑牢從嚴反腐終端的法治化牢籠，這合乎社會預期，也能讓反腐加速實現零容忍、無盲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