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全國政協在烏蒙山區的一次調研。越往大涼山深處去，目睹的地形地貌和生活日常，越發令人感知山民生活之簡陋和不易。就是在這里，調研組成員、全國政協委員潘魯生注意到一群皮膚黝黑、埋首制作漆器的老藝人。

潘魯生

“他們手藝精湛，神態特別專注，有種精神上的富足感。”彝族漆器在當地一個家族整整傳承了19代人，漆器的材質制作、繪畫工藝和雕刻技法都被完好地傳承下來。有那么一瞬間，漆器表面精美的紋飾和周圍的贊嘆聲，幾乎使潘魯生忘卻了這是地球上一個尚未脫離貧困的角落。

“這些老藝人也是文化財富的創造者呀！他們在艱苦的生活里幫我們守住了民族文化一支活態的文脈。”30年來，對天南海北多項民藝的生存狀況進行著摸底，潘魯生一次次對堅守的人們升騰起濃重的敬意。

好工匠總是寂寞的。煉成一顆匠心談何容易?它的內涵極簡單又極飽滿：用心、專心和耐心，精心、細心和恒心……

“歷史上大國工匠主導社會技術創新，是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支柱。隨著社會轉型和文化變遷，傳統工藝瀕危，部分品類面臨存亡絕續困境，工藝載體失落，鄉愁無處寄托，精工工藝市場缺失，出現了國人對國際手工奢侈品趨之若鶩等現象。”潘魯生慨嘆。這一次，希望之火在眼前雀躍著：大涼山的老藝人們身邊已帶有“小跟班”，猶如暖暖的春風吹進深山，細嫩的幼芽正萌發生長著。

哲學家們總愛說，世上唯一不變的是變化。的確，傳統的工藝樣態、技法以及賴以依托的風俗習慣、生活載體等都在發生變化。但在潘魯生心里，有的東西是不會變的。

這次，聞聽記者的來意，他爽朗一笑，“你還不知道吧?我們學校的校訓就是‘天工開物，匠心獨運’。”這個校訓的提出者便是潘魯生。在教學中，他一貫倡導學生在尊重規律、順應自然的基礎上創造運思、精工實踐。山東工藝美術學院2015屆畢業生們不會忘記，校長潘魯生給他們的寄語是“爭做大國工匠”。

“無論民間符號元素的取用、傳統工藝的轉化，還是民藝母題的衍生發展，都離不開深層次的認同尊重、體驗和實踐，而匠心文脈是基礎和根本。”可喜的是，師生們的大量設計創意成果中也的確體現了這樣的工藝匠心。

幾十年浸潤在手工藝世界里，潘魯生自有一種安靜的氣場。他戴一副黑框眼鏡，喜歡穿傳統中式服裝，講起話來慢條斯理。然而每送走一批畢業生，看著他們青春勃發的臉，都會勾起他對自己學藝生涯的回味。青年時與手工藝結緣，令他汲取了最豐富的營養。大到中華的造物文脈、工藝之道，小到每時每刻專業敬業的心境、堅守堅韌的品格，都滋養著他走向成熟。

剛接觸民藝時，他并沒想到自己會一輩子干這個。隨著下鄉調研機會的增加，和民間藝人同吃同住，潘魯生逐漸走入了一個光芒四射的大寶庫。民間藝人的作品在制作過程中特別講究程式化，可呈現出來的結果卻充滿個性，寄存著獨特的感情。在他看來，這是一種敬業的精神，是從骨子里透出來的性情。

“民間藝人的敬業不是講究崇高，他們自覺性特別強，對手藝很敬重；出于謀生需要，人們都會自重，這是一種自發的狀態。”潘魯生認為，過去的民間手工藝品串接起來的還是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也很少出現假冒偽劣產品。

有人說，道理很簡單，因為那時人工不值錢啊。對此，潘魯生不能茍同。“過去人們的生活圈子相對較小，大家彼此都很熟識，一般手藝人也是大家伙兒的親戚或者鄰居，誰去騙人呢？還是因為內心有誠信啊。”

當一個人真正走入一個領域，就會對它產生感情。上世紀70年代，潘魯生在山東一家工藝美術公司當學徒，跟著老師傅手把手地學習工藝制作方法、體驗技藝從生澀到嫻熟的過程。這段經歷日后之所以令潘魯生難忘，就是因為在技藝和能力之外，培養了他專注精細的做事規矩，養成了保持心靜的狀態、精致的態度、工巧的精神，也磨煉了堅守傳統與探索創新并行的胸懷和勇氣。

“‘徒”就是徒勞，當學徒就是白干活兒。”年輕時，潘魯生常常聽到這樣的說法，身邊也有人因此而放棄。但他的理解是，前輩之所以這樣說，是為了讓一個剛入門的學徒以誠服虛心的狀態，不打折扣地去勞作、去學習、去體會，得到身心的全面教養，也是從根本上樹立對于勞動的專業、敬業態度和精神。習得這些精神素養的過程，就像經過人生的一個隧道期，經過磨煉，把內在美好的品質磨礪出來。

而今，他正把這筆財富傳授給學生們。“如何認識手藝、怎么看待手藝、怎樣把這支亙古不息的造物文脈傳習下去，是我們這代人義不容辭的文化責任和使命。”

對于畢業生的優秀設計作品，潘魯生也會貼在博客上，并且做出點評。“嚴格地說，它們的最終表現形式是‘藝術作品’而不是‘批量產品’。”潘魯生認為，如今高等教育強調內涵式發展，國家重視新常態下的文化建設和創新發展，學校更應該共同努力讓數千年傳承不斷的匠心文脈發揮應有的作用。

今年全國兩會后，人們普遍開始關注工匠精神，這令潘魯生欣慰。“我們弘揚工匠精神，首先要內求諸己，自信自強，溫故知新，守護我們的匠心文脈，實現文化的傳承并弘揚光大。”他說。

對于民藝的田野調查，潘魯生表示還會繼續下去。在他眼中，活躍在田野之中的“搶救”、“保護”，比單純的書齋式學術研究更有意義。（記者 司晉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