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朱星的電腦里至今保存著一個名為“我和我的學生們”的文件夾，里面存放著20年來他給學生們拍的照片、與學生們的書信往來。

全國政協委員朱星

1996年，從德國薩爾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在母校北京大學做了9年研究工作后，朱星站上了講臺。

他講授的《固體結構》專業選修課被安排在每周一上午的三、四節。9點20分左右，當朱星帶著教案往北大三教去時，正好會碰上轉場換教室趕下一堂課的學生流。清澈微微有些刺眼的陽光打在這些充滿求知欲的青春面龐上。朱星說，他被那幕深深地打動了。“既然選擇教師這一職業，就要發自內心地熱愛這些莘莘學子，盡自己的所能幫助他們成長”。

重新回到講臺，被青春的生命朝氣打動的朱星，在心里同時暗暗做了兩個小決定：一是要為自己教過的每位學生留張青春的回憶；二是要像父母親那樣，做一個學生課上課外都喜愛的老師。

朱星出生在教師世家，父親朱兆祥曾協助錢學森先生創建了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任教中國科技大學，為寧波大學首任校長；母親任教中國科技大學英文系。

為了能用學生更易懂的語言和表達方式上好課，父親朱兆祥當年曾親自刻鋼板蠟紙，自編教材分發給學生們。朱家幾兄姊至今仍保存著好幾箱父親當年編印的各種教材。母親對學生既嚴格要求又關愛細微，每次批改作業后，都會幫助學生分析出問題的原因所在，并指出改正的方法。

如何將要講授的知識用學生易于接受的思維脈絡和邏輯傳授，如何通過課程設計的互動觸發學生思考，如何在鼓勵學生的同時，幫助學生養成可能惠及一生的良好習慣，這是考驗教師專業能力、職業良心和敬業精神的一把標尺。而從小的耳濡目染，讓朱星默默將這些標準看做是為人師表的自然要求。

為了給本科生上好“納米科技進展”這門專業選修課，作為國際納米科學研究領域的頂尖專家，朱星多次與國內外的同行進行交流。當時國際納米科學領域還沒有一本能夠直接用于教學，特別是本科生層面教學的教材。朱星就學習父親當年的做法，自己搜集材料，參考國外大學對類似課程的設計要求和課件資料，自編教材向學生授課。后來在清理文案時，朱星才發現，自己為準備這門課的教案，搜集和編寫的數據文件有500多個，總數據量達到了1個G。

“當時真是挺拼命的，為備好課，每周花在這門課上的準備時間得有幾十個小時。”談起十年前，自己為上好面對本科生的第一門課，朱星感慨道。

“什么事情隨隨便便，怎么都行，就麻煩了。”談起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清晰提出并倡導“工匠精神”，在德國留學4年，親身感受德意志民族嚴謹認真作風的朱星認為，對這一精神導向性的倡導，將對中國發展帶來深遠影響。

“我初到德國，看到研究所機械加工車間中精美的機械制圖和擦拭得明光锃亮的機床，工人師傅們總是哼著歌，愉快地加工我們定制的零件。正是他們嚴謹的工匠精神，保證了我們設計制造最新的納米材料制備裝置，那是用錢買不到的。這種工匠精神不僅體現在德國工人身上，在實驗室的教授、研究人員和學生中也到處可見。”

朱星說，影響到他對教師職業理解的，還有他的德國導師——國際納米科學創始人、德國薩爾大學教授格萊特。

格萊特和學生很親近，中午會和朱星他們一起在食堂用餐，之后還會和大家一起喝咖啡，聊上好一會兒。“但他并不是天馬行空的任意亂聊，而是有明確的目的和指向性，他經常利用這些時間向我們介紹些國際上的最新科技進展。”在朱星的記憶里，格萊特教授批改論文極其認真，甚至可以說是苛刻。“我現在還保留著當年格萊特教授為我修改的論文。對于文章的每一頁的文詞用法、結構、邏輯推理過程等等，他都會仔細審閱。在我心中，他永遠是一個思考者的形象。”從導師的言傳身教中，朱星學習到德國學者的嚴謹治學之道。

每當憶起父母和導師如何對待學生、如何對待自己的時刻，朱星都不禁反思一個問題：身為師者，該如何對待這份職業？

“外界把教師比作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我認為這是對這一職業至高的褒獎和期許。不管對于教師的評價體系如何變，我認為既然選擇了當老師，就要把自己的‘產品’——學生，當做第一關注點，要不惜花費時間精力，孜孜不倦，反復改進‘生產過程’，有把質量從99%提高到99.99%的信念和追求。而因為教育行業產品的獨特性——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生冷的機器，所以我們就要更用心，去研究這個‘產品’的情感機理、認知機理。”面對一切趨向智能化、機器化的時代，朱星認為，身為師者，對于職業真諦的認知不能變。（記者 修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