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尋常的娛樂體驗

福利院的慈善旅游有著不同尋常的吸引力，據筆者觀察，絕大部分慈善人士在永江福利院進行“慈善旅游”時，言行具有很高的一致性：認為福利院兒童不正常、可憐，所以他們要來獻愛心、做慈善；同時也消費這些“不正常的可憐人”，圍觀長相“奇特”的孩子，觀察他們的性別和身體殘疾，將身體殘疾但長相可愛的孩子抱起來玩耍——在這一系列的過程中增長見識、滿足好奇心，甚至獲得歡樂。筆者曾遇到有人感嘆：“來一趟福利院，以前沒見過的各種稀奇古怪的人現在都看到了。”在“旅游參觀”的過程中，福利院兒童不僅成為了凝視(tourist gaze)的對象，他們的身體特征也成為一種標志——慈善人士對福利院兒童逐個觀察、拍照實際上是對標志進行收集(collection of signs)，一如在旅游過程中對于奇特景觀的搜集，當他們看到殘疾的身體，就認為自己在凝視的過程中捕捉到了“福利院兒童”的總體特征，并將這些“不正常的”、“可憐的”特征視為福利院的符號，而慈善旅游則恰好在消費這些符號。

                           抱孩子合影留念也是慈善旅游的特殊體驗

出于對人體殘疾的好奇，慈善人士經常花大量時間仔細觀察和詢問每個福利院兒童的“毛病”，于是保育員常常被動地成為“旅游”服務的提供者——不停地回答問題，并把福利院里的孩子抱起來給他們仔細察看。不僅如此，工作人員還要經常輔助他們獲得“旅游體驗”，如抱嬰兒、給嬰兒喂奶等等。譬如當有年輕人想嘗試抱嬰兒，工作人員就得在一旁教他們正確的姿勢，以防止嬰兒墜落或吐奶。而一旦有一個人嘗試了，其他人也蠢蠢欲動，結果經常是把嬰兒一個接一個地抱一輪。曾有年紀大的人打趣說：“福利院是一個非常適合年輕人，尤其是準父母來接受育兒訓練的地方。”然而嬰兒在此過程中似乎也成為提供“服務”的角色之一——情況經常是，被抱過的嬰兒一放回床上就哭，慈善人士們急著要走，不是把嬰兒轉交給保育員，就是把他們放回床上任由他們哭。于是保育員們常常抱怨，認為慈善人士給她們造成的麻煩遠多于幫助：“因為他們每次來都要把嬰兒抱一遍，等他們離開，哭聲使福利院一天一夜不得安寧。”

相較于福利院的工作人員，義工團體的負責人更積極地充當了“旅游服務”提供者的角色。由于對福利院的狀況較了解，他們成了“福利院旅游”的“專家”。義工團體負責在網絡發布志愿者活動的信息、安排行程并說明注意事項。據筆者觀察，其注意事項內容大致如下：每次活動人數不超過8人(但實際上卻經常遠遠超過這個數字)，患病者不宜參加；衣著樸素，將長發綁起來以免被福利院兒童拉扯；每人需自帶一包紙巾幫福利院兒童擦口水和鼻涕；盡量不要帶皮包，避免福利院兒童隨意翻弄；盡量不讓福利院兒童玩弄手機，以防止有些孩子養成偷東西的壞習慣；盡量不帶零食給福利院兒童，防止引起腸胃問題；不能大聲吵鬧，進入育嬰房前要先洗手。志愿服務的主要內容包括：幫助保育員照顧孩子、打掃育嬰房；教大孩子識字、畫畫、唱歌，和他們聊天、講故事……若大孩子主動來接近，應該把握機會，讓他們做點力所能及的事，福利院的孩子都喜歡畫畫和跳舞，應該多鼓勵，然后誠懇地表揚，這樣他們就會很開心……

從繁雜細致的行程安排與注意事項中，我們可以發現，作為“專家”的義工團體為志愿者們設計的計劃非常清晰。他們像導游一樣給志愿者提供了到陌生環境中詳盡的“旅游清單”，包括準備工作、旅游“項目”、注意事項和促進活動順利開展的各種“小貼士”(與不同類型的“土著居民”的不同互動方式等)。同時他們又是“旅游者”和“當地服務者”之間的聯絡人。譬如有一位義工曾向保育員提出：在每個孩子的床頭貼上孩子的名字，免得新來的志愿者不停地問孩子的名字，這樣對他和志愿者都方便一點。當時保育員們聽到這個要求都沉默了，而后一個在福利院里長大，目前在寄宿中學讀書的孩子聽說后突然非常激動：“福利院不是動物園，不是給游客參觀用的！為什么要在每個孩子的床頭貼名字？”

盡管義工團體的負責人試圖規范和管理志愿者們在福利院中進行“慈善旅游”的行為，但實際上很難實現這些目標。志愿者很多時候認為既然是在獻愛心、做好事，就不應被批評限制。這些慈善旅游行為的話語與行動，看似都以福利院兒童為中心，以他們的情感需求為出發點，但實際上他們從來都是被表述的客體，對其情感需求的表述也充滿了參與者主觀的社會想象，他們也利用慈善活動持續生產和滿足著這種自我感受與想象，獲得“獻愛心”后精神升華的體驗(uplifting experience)，甚至也從中獲得休閑娛樂。

▍富有教育意義的參觀體驗

每逢節假日，永江福利院都有大量的中小學生跟隨家長、老師一起來獻愛心。其中以家庭形式來訪的通常都是有一定經濟條件的本地居民，獻愛心以捐贈現金(一般為1000元及以上)，或大量食品、玩具和生活用品為主。這些家庭來訪時的場景也非常相似：家長們都表現得非常得體大方，頻繁地與保育員和福利院兒童交流。相比之下，他們的子女則經常顯得非常羞澀和膽怯，躲在父母背后、或站在門外，在父母催促后才肯進來。家長們經常會詢問福利院兒童的身世背景和身體狀況，絕大部分永江福利院兒童都有身體殘疾，家長們聽了就感嘆：這些孩子真可憐，遺棄他們的父母太不負責任、太殘忍了。許多家長還認定這些孩子肯定是在永江市打工的外地人遺棄的。

大多數家長也會站在福利院兒童的身邊，對著子女說：“看看這些小朋友多可憐，這么小就被父母拋棄了，你們在家里有父母親人的照顧，又有那么好的物質條件，是多么幸福，應該好好反省，珍惜自己的幸福生活。”接著這段大同小異的話，不同的家長可能有不同的下文。有的家長批評自己的子女從來不知道珍惜，不努力學習。有的家長則鼓勵子女以后來福利院做義工或者把他們的零花錢捐給福利院的小朋友。總的來說，家長帶孩子來福利院的訴求有兩種：增加子女的社交能力，以及反省自身，學會同情社會中的弱勢群體。

福利院對于這些家長的教育功能表露無疑：他們將福利院視為家庭的參照系，福利院兒童的生活必然不幸福的，以此來反襯家庭中孩子的幸福生活。也通過這樣的對比，這些家長認為子女應該充分利用家庭所能夠提供的物質條件來增強社會競爭力，比如努力學習以獲得優異成績，積極參加興趣班培養廣泛的興趣，或掌握書本以外的多方面技能，這樣才算是珍惜了來之不易的家庭幸福。

此外，福利院的教育功能并不局限于作為家庭的參照對象，家長更直接希望它能夠有助于增加他們的社會經驗，培養他們的同情心和社會責任感。有位家長坦誠的說：“帶孩子來福利院參觀是希望自己能夠為下一代作出表率，同情社會中的弱勢群體，這樣他們未來才能夠做一個對家庭、對社會都有用的人。”——很明顯的，福利院兒童再次被認定是需要被同情的“可憐人”，既是家長培養子女成為對家庭、社會“有用”的人的工具，也是他們自身或者子女成為“有用”的人時必需的“墊腳石”——沒有“弱勢群體”作為參照對象就無所謂“強勢群體”，沒有對家庭、對社會“無用”的人，就無法界定對家庭、對社會“有用”的人——而且惟有“強勢群體”才有權力去同情作為他們對立面的“弱勢群體”。而這一同情引發的反思過程，以及努力成為“有用”的人的過程，本身即是一個社會權力再生產的過程。

已有不少的學者指出，在中國社會改革開放的進程中，中國父母在教育子女的方式上面臨全球化和市場化帶來的沖擊與挑戰：他們一方面試圖追隨“西方的”、“中產階級式”的子女教育理念，讓孩子更獨立自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給他們施壓以避免在市場化的社會競爭中落敗。而這本身就體現了城市中產階級父母對于社會流動性的焦慮。譬如永江的這些家長，他們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夠維系其家庭在整個社會等級制度當中的地位，但是現實還子女由于家庭條件的優越而生活“頹廢”(迷戀網絡、不擅交際等)，看起來難擔大任，所以他們需要費盡心機教育他們，培養同情心和社會責任感，未來成為“有用”的人。在這個維系中產階級家庭地位的過程中，家長們通過制造并利用福利院兒童“弱勢群體”和“可憐人”的表述來促使子女進行反思，引導他們建立中產(乃至上層)的階級意識，同時也再生產并且強化了福利院兒童和慈善人士之間的階級差異。事實上，這種階級差異的再生產并不僅僅是個體與個體之間的，同時也是被想象出來的家庭與家庭、地域與地域之間的。當家長們在譴責棄嬰父母的殘忍，并強調他們一定是在永江市打工的外地人時，這一表述建構出一組二元對立的群體：一群是關心孩子各方面成長狀況的本地中產(乃至上層)階級家庭，一群是遺棄孩子的外地打工階級家庭——孩子父母的經濟與社會地位及其地域來源都被納入到階級差異的再生產中(reproduction of class differences)。由此，福利院對于施行“慈善教育”的家長來說遠不僅是促進反思媒介，更是進行階級意識言傳身教的工具。

▍慈善與不平等的“公民社會”

“獻愛心”、“社會責任感”等概念都是來訪永江福利院的慈善人士經常用來定義自身行為的話語。“責任感”也常常被認為是志愿者們參與公益慈善活動的最大動力和收獲。由于慈善活動的公益性、自發性和非政府性，學者和輿論便不吝將他們闡釋為中國“公民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慈善活動-公民社會-自由民主制”的三段論被廣泛地挪用到理解非西方社會的慈善研究中，甚而也成為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理想寄托。但如上文所述，中國慈善活動日益興盛的同時，包裹其中的“慈善旅游”的活動本質卻亦是方興未艾，因而我們是否能夠簡單地用“公民社會”的崛起來定義慈善活動洪波涌起的境況？

個體慈善人士和義工團體希望透過自發的公益行動來傳遞社會責任和關懷，但在此過程中，實際卻不斷地再生產著不平等關系：將慈善的對象臆想為“不正常”或“可憐人”，并將他們“可憐”的“弱勢群體”形象作為教育子女的參照系和塑造階級意識的工具，甚至將他們的“不正常”作為旅游景觀來消費。由此，“公民社會”的論調便陷入自我矛盾——本應同為所謂“公民”的慈善對象，在實際的慈善活動中不斷被客體化、工具化，被想象和表述成不幸的邊緣群體。因而，在此現實之下，輕言基于慈善的政治民主，實為言過其實。

本文原刊于《文化縱橫》2015年8月號，注釋從略，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