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禍得禍，這是河南農民楊守法的人生遭遇。2003年被誤診為感染艾滋病的楊守法，在經歷了驚恐絕望、旁人歧視、妻離子散、被抗艾藥吃出一身病等等凄慘折磨將近10年之后，命運再次把他推到了另一場悲劇之中。他在一次病重之后的檢查中被發現，艾滋病毒抗體為陰性，于是與當地政府部門交涉，不料補償沒得到，楊守法連以前每月200元的農村低保、200元的艾滋病救助金也被停發了。

相關的診斷資料顯示，楊守法可能感染途徑為“獻血”，感染時間為1992年，但“確診”時間為2004年。拖這么久才被“確診”，是因遇上了2003年底的一次艾滋病篩查。當時有政策，哪個村篩查出超過20個，就設艾滋病治療點，蓋5間房，配醫生和護士。

楊守法是在哪一個環節上被誤診為艾滋病的，未來有待官方從省、市、縣、鎮四級疾控中心或醫療機構的責任篩查中徹底“會診”，給出一個負責任的“診斷”結論。是不小心的張冠李戴，還是庸亂散的技術失誤，或者是湊人頭的有意為之，這些都需要給楊守法、給社會，認認真真地交個底。

資料顯示，2003年前后的艾滋病篩查，全國確實查出許多因賣血性質的或明或暗的“獻血”所大面積感染的“艾滋村”。而這些病，大多是由于采血機構通過設立的血站里感染的。楊守法是其中“獻血”大軍中的一個。當時的代價是一次賣了“兩袋血”，換回50元錢。有人說這是貧窮帶來的悲劇。但實際上，是貧窮地區更需加強醫療及疾控管理的配置，與現實管理配置的落后狀況不相匹配所造成的；是農民兄弟面對生活壓力、面對醫療和疾控管理所表現的不可抗拒原因所造成的。所以，給他們的感染艾滋病承擔政府的責任，某種意義上是一種補救，是一種“贖罪”。

當初“哪個村超過20個艾滋病人就設治療點、蓋5間房、配醫生和護士”的舉措，顯然是政府部門希望通過大量的投入，讓不幸的農民溫暖起來、把生命的底子兜起來的一種關愛姿態。然而楊守法的“傳奇”經歷證明，在將近長達10年的“被艾滋病”過程中，職能部門這個底，兜得漏洞百出。它已經成為光發藥、不檢查、沒有任何技術含量的純粹“人頭活”。國家投入的這些錢，已經淪為了“人頭費”。

一次“誤診”，十年不知。如果說第一次誤診有可能緣于技術、緣于管理的落后，那么，后面的十年，是整個疾控管理機制出現的系統性大病，是機構設置的形式遠遠大于關心患艾滋病農民的誠意。對待生命，這么嚴肅、這么嚴謹的事，當地職能部門和醫療機構，能夠放出這么大一個“烏龍”，可見這項與死神搶奪生命的工作，已經被敷衍到了什么程度。

如今，沒病的楊守法，因為大量抗艾藥的服用，已經惹了一身的病。守法的楊守法，一沒鬧二沒吊，他只是希望政府部門能夠補償。但話不投機半句多，鎮平縣疾控中心、縣中醫院說，“10萬元都賠不到”。這挑子，撂得很冷漠、很絕情。楊守法覺得自己生如死囚，“人生都被毀了”。

因禍得禍，本是法治的戒律。但楊守法的這場禍，是責任部門賦予的。讓造禍者得禍，是政府部門處理這起奇葩“冤病”的另一番誠意表達方式。如果讓已受創傷的楊守法獨自去背，那么，楊守法式的悲劇就會四處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