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陳瑞武結束了自己10年的看守所歲月，其身上背負的殺人罪名也得到洗刷。但至今，在申請國家賠償獲立案4年多后，廊坊市中級人民法院仍然未給陳瑞武最終的賠償結果。對于原因，廊坊市中院未作回應。2000年，霸州市勝芳鎮劉德成一家慘遭滅門。2001年至2007年，陳瑞武等人3次被判故意殺人罪。2009年，河北省高院徹底推翻廊坊市中院的判決，判決陳瑞武等人無罪。（《京華時報》6月2日）

無端殺人罪名終得昭雪，10年的牢獄之災終于結束，人生的最美好的光陰被白白浪費，再高的賠償代價，都無以撫慰個體內心的痛苦。賠償既是一種精神性的安慰，也是一種法律性的矯正，因而，及時給予受害人以國家賠償，既是公權力知錯就改的態度使然，也是表達對權利尊重的必然要求，屬于法治規范下的應有之義。若是久拖不決，讓賠償者申請的國家賠償遙遙無期，此舉無疑是對當事人的第二次傷害。

這種傷害跟第一次有罪判決并無本質上的區別，都是缺乏足夠權利尊重的任性。錯案的發生，在于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尤其要注重保護每個人的法定權利。否則就可能錯誤頻發，甚至草菅人命。在法定時間給予蒙冤者以國家賠償，也是挽回法治信任，贏得社會尊重的現實選擇。然而，當公眾還處于高度的權利恐懼，并對司法的公正抱以高度質疑的情況下，國家賠償的遲遲未果，會再度降低公眾對司法的信任，并最終損及于法治的社會信賴。

國家賠償法規定，賠償義務機關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兩個月內，作出是否賠償的決定。廊坊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牽涉的其他案件目前還沒有審理清楚，不愿意分批給同案的蒙冤者處理國家賠償事宜”作為理由，完全站不住腳。一方面，國家賠償采取的是“就事論事”的原則，只要當事人被證明無罪，不涉及其他有罪的行為，那么其獲得賠償的權利，就不會因為其他因素而受到限制，法院以“其他案件未審理清楚”作為理由，不在規定的時間內作出賠償決定，其行為明顯失當。另一方面，法院以圖省事作為理由，只愿集中而不愿分批進行賠償，顯然屬于一種懶政行為，在理由上更是難以立足。

法治社會必然是一個信任社會，若是公眾對法治的信任不高，那么也就難以建立最基本的社會信任。法律作為社會規則的兜底部分，其公眾信任度如何，直接影響著整個社會的信任基礎，也決定著社會是否出現信任危機。全社會若是對法治出現信任危機，就必然會亂象叢生，社會治理的成本就會居高不下，并陷入人人自危的境地。盡管近年來，隨著“法治中國”的大力推進，公眾對法治的信任有所提升，然而在低起點上的法治信任相當脆弱，大量的司法不公和效率低下，耗費了公眾信賴法治的耐心和信任。

對于一個重新融入社會的蒙冤者來說，獲得賠償的另一個意義在于，可以由此改善生活，而讓留下后遺癥的身心，都得到更為輕松的機會，不至于為生計而依然在底層痛苦的掙扎，讓自己生活得更體面，同時也讓公眾看到，權利在獲得賠償之后更有尊重，從而增加對法治的社會信任。洗冤4年后難獲賠償。如此低效不僅是對權利者的無視，更是對司法公信的自我傷害。由此帶來的巨大信任成本，是個案賠償的也無法相提并論的。因而，出于對法律程序與司法權威的考量，無論是同級的檢察機關，還是上級法院，都不應對患有“拖延癥”的行為視若無睹，而應果斷和及時干預。唯有更為快速和高效的監督、校正和糾偏機制得到了發揮，那么個體的權利才會獲得保障，以法為本和以人為本才能實現高度的融合。（堂吉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