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產品和服務的屬性來看，醫療衛生服務可分為兩個部分：醫療服務和公共衛生服務。關于公共衛生的“公益性”爭議比較少，而具有私人物品屬性的醫療服務的“公益性”則一直是個含混不清的概念。

通常所謂醫療服務的“公益性”，實際上是從醫護人員的“動機”入手，認為醫護人員如果從治病救人的動機出發，而不是從賺取收入的動機出發，就實現了醫療服務的“公益性”。這種訴諸“動機”的道德審判，在我國民眾當中具有廣泛的心理基礎，也極易引起人們的共鳴。

如果非要說醫療服務具有“公益性”，那么其公益性應當以效果而非動機為評判準則，即應當以是否能夠切實緩解人民群眾“看病難、看病貴”來評判，而不應糾結于醫護人員的“醫德”或“動機”。不可否認“醫德”對于醫療服務的重要性，但給醫務人員套上過于拔高的道德緊箍咒，并將“看病難、看病貴”歸咎于醫務人員的“動機”，則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我們必須認識到，當前我國醫療衛生領域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迅速增長的醫療服務需求與醫療衛生服務供給發展相對滯后之間的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醫療衛生服務供給機制不合理；“看病難、看病貴”則是這一矛盾的主要表現形式。可以說，醫改的實質就是醫療衛生領域的“供給側改革”。

首先，放開社會資本辦醫，并給予私立醫療機構與公立醫療機構事實上平等的地位。截至2015年，我國民營醫院在數量上已超過公立醫院，似乎已占據了醫療服務供給的半壁江山，但從診療人次來看，民營醫院只占全部診療人次的11%。因此各級公立醫療機構仍是醫療服務供給的主導者，民營醫院遠不足以撼動公立醫院的壟斷地位。此外，當前關于社會資本辦醫的一個誤區在于過于強調私立醫療機構的“非營利”屬性。其實，考慮到我國目前的財務審計制度和審計能力，即便私立醫療機構選擇了“非營利”，也未必能夠降低它的逐利能力；反之，即便私立醫療機構選擇了“營利”，也未必具備逐利能力。也就是說，“非營利”未必一定能實現“公益性”，“營利”也未必無法實現“公益性”。

另一個常見的觀點是：只要對公立醫療機構加大財政投入，提高醫護人員的薪酬水平，醫護人員就會自動喪失“逐利動機”，從而也就確保了醫療服務的公益性。這種觀點顯然是錯誤的。只要公立醫療機構的壟斷地位不被打破，其“逐利能力”就不會被削弱，而加大財政投入對消除“逐利動機”的作用，即便不完全為零，也是微乎其微。公立醫療機構逐利能力的根源在于其壟斷地位，而不是財政投入不足導致的“被迫逐利”。

其次，充分發揮醫保資金的控費作用，進而限制醫療服務供給者的逐利能力。醫療保險對于醫療服務“公益性”的實現，具有兩方面的意義。其一，基本醫療保險不斷擴大覆蓋面，本身就是“公益性”的重要體現，這方面我國已取得較大進展，全民醫保覆蓋面已經超過了95%，可以說成績巨大。其二，醫保資金作為重要的醫療服務付費方，能夠在同等專業信息優勢的基礎上，通過集體談判機制與醫療機構進行博弈來控制醫療服務提供者的逐利能力。在這方面，我國目前的進展還比較緩慢。

綜上，要實現醫療衛生服務的“公益性”，切實可行的做法是打破公立醫療機構的壟斷地位，同時積極推動基本醫療保險管辦分開，通過經辦管理方式改革，充分發揮醫保資金的控費作用。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