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滇北烏蒙山深處的云南鹽津縣廟壩鎮石筍村被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據媒體報道，“故意殺人偽造礦難騙取賠償款”系列案的艾汪全、王付祥等74名被告人，跨6省區殺害17人。該案74名涉案嫌犯，大多數來自遙遠的云南省鹽津縣，其中約40余人是石筍村人。

這樣一個泯滅人性的案件，居然還有一個學術名稱，叫做“盲井式犯罪”，得到學者的專題研究。不過回溯歷史，電影《盲井》并沒有發明這種犯罪模式，而是從現實中發現了“故意殺人偽造礦難騙取賠償款”這個荒誕的題材。

然而，關于最近這起犯罪中涉及另外一個未被觸及的人性黑洞，相比于以往只是小團伙作案，如今相當多來自于同一個地區的人構成了大規模的集團犯罪，令人震驚。

這些來自同一個地區的嫌疑人分別采用類似的模式在不同地區犯下了相同的罪行，不由得讓人想起了此前也出現過的砍手黨村、小偷村、販毒村等等，他們在毀滅了其他人的生活之后，自身所在家庭的生活也因此被改變，制造出更多的社會問題。

但以犯罪的形式來謀利，雖然只是一小撮人的行為，也值得充分警惕。他們在自己的村里和家人面前或許是好丈夫和好兒女，然而在遙遠的另一個陌生社會中，他們就變了一個人，用犯罪謀生。這種快速生財的模式不如用商業手段那么光明正大，為此只能在一個小圈子里面慢慢地滋生感染，然而這種惡性的模式也有快速擴張的可能。

諸如此前曝光的小偷村，因為不屬于惡性犯罪，而且聚財速度快，家中有小偷不再是見不得人的秘密，反而成為了一種社會資本。村里做小偷的人越多，越有機會獲得媒人提親的青睞。如此笑貧不笑娼的社會激勵機制，不僅沒能通過公共道德遏制犯罪，反而因道德淪喪成為了滋養犯罪的土壤。

幸運的是，社會中還是有底線的存在，諸如偽造礦難、販毒和砍手搶劫的犯罪行為，雖然也有在一個地區群發的跡象，但始終限于一小群人的范圍內。而且，以某某村來命名村莊并不合適，畢竟相對于大多數人群，參與犯罪的只是一小群人。與之對應的還有更積極的一種謀生模式，比如溫州的許多村，也是同一個村的人共同學習同樣的一種商業謀生技能，然后共同從事這一職業，像皮鞋村、襪子村，就在當地遍地開花。

只是，有些時候，社會底線實在是太低了。在貧窮被恥笑和犯罪牟利之間，極端的暴力犯罪并沒有成為零星的偶發行為，相反，犯罪有時也會像傳染，將一個普通人變成惡魔，將一個村莊中某些好人腐蝕。面對這樣的行為，法律的嚴懲起到了一定的震懾作用，從而限制了惡性犯罪的快速擴散。但法律的局限性也不能小看，嫌疑人一次成功以后不僅還會再犯，還能帶動其他人也參與進來，這就成為了一個村莊、一個社會系統性的問題。尤其是面對嫌疑人這一端，我們如何能建立起有效的社會防護網，避免普通人受到誘惑，變成泯滅人性的罪犯。

對普通人來說，我們還是希望相信社會保障體系，相信誠實勞動也能積累財富，相信這個社會的公平正義，能壓抑住人性中的惡。我們更加希望，鄉村中的社會網絡，能和那些通過商業活動成為小康村的地區一樣，建立更多積極正向積累財富的模式，帶動一個社群健康成長。全球知名的金三角都能改變販毒制毒的生存模式，我們的鄉村社會何以不能呢，這是一個美好的希望，也是對全社會的要求。

□姚遙（公益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