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會議是近年來少有的，一個議題，國務院領導和各部門負責人就足足議了三個多小時。李克強總理明確要求，對專項督查中發現的問題，各部門都要拿回去認真看一看，找一找涉及自己部門的問題，對號入座。這也意味著，如果在今后的工作中，再發生類似問題，就要在責任追究方面對號入座了。

為什么在經濟發展、經濟穩定最需要的時刻，民間投資卻“掉”了鏈子？當下的中國，不是民間資本缺乏，而是民間資本沒有出路。相反，經濟發展、社會事業、公共設施、各種基礎設施等則急需資金。按理應該一拍即合，卻出現了分道揚鑣的格局，顯然是不正常的。更多情況下，民間投資已陷入了“囚徒困境”。

所謂“囚徒困境”，簡單地說，就是利益博弈。運用到經濟上，就是經濟利益博弈。對民間投資來說，能不能參與到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中來，也要看利益博弈的結果。過去，民間投資參與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的熱情很高，原因就在于，他們能夠在利益博弈中獲得心理上能夠接受的利益，能夠對這樣的利益博弈不斷地看到希望。

可是，現在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過去賴以生存的基礎——實體經濟，在各種外部力量的影響下，變得越來越缺乏生機，越來越缺少利益回報能力。因此，對民間投資的吸引力也越來越小；另一方面，一些民間投資想參與的項目，特別是公共設施、公共事業項目，全被政府“承包”了下來，民間投資難以有進入的空間，從而讓民間投資的“囚徒困境”現象越來越嚴重。

首先是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博弈所致。從中央來看，當然需要民間投資的快速進入，不僅可以達到穩定經濟的作用，還可以產生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效果。但是，站在地方的利益考慮，前些年的城市建設大干快上，既讓地方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也讓地方政府嘗足了政府投資的甜頭，從內心講，并不愿意讓民間資本進入。要進，也要在地方政府能夠容忍和接受的范圍。顯然，這就超出了中央給予民間投資的利益范圍，人為地壓減了民間投資可獲得的利益。

其二是與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所致。在相當一部分的地方干部中，都已經改變了過去親商、愛商的思維思路，開始躲商、避商，避免可能帶來的政治法律風險。相反，民間投資則不會考慮什么政治法律風險，他們所要考慮的，是經濟風險，也就是參與政府投資、政府項目建設、經濟發展等，會不會給自己帶來風險。一個關心的是政治法律風險，一個關心的則是經濟風險，雙方走在完全不同的軌道上，又怎么可能形成共識。

再者就是與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博弈所致。與民間投資有關的利益集團很多，其中，銀行是最大的利益集團。這些年來，民間投資所以表現不佳，參與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的熱情不高，與銀行的不作為、亂作為、胡作為有著密切關系。此次專項調查組發現的問題中，融資難、融資貴也仍然是最為突出的問題之一，甚至可以說是最為關鍵的問題。事實上，銀行與民間投資之間，也是利益博弈。有實力的企業，能夠得到較為優惠的信貸資金支持。反之，則融資難度大、成本高。自然，對旨在投資實體產業的投資者來說，就無形中增加了阻力和壓力。博弈的結果，也就使民間投資陷入到了“囚徒困境”之中。

從總體上講，民間投資不旺，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但利益博弈中的“囚徒困境”，則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必須加以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