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個省份公辦普通高校的學費將從金秋起上漲，廣東、江西已出臺調價方案，海南、內蒙古也已召開聽證會。高校學費究竟應不應該漲？漲多少算合理？(6月26日《華商報》)

事實上，根據媒體的梳理，從 2013年起，廣西、福建、山東、湖北、天津等地先后上調了高校學費，在2014年更是迎來了一波洶涌的“漲聲”。

雖然“漲”字多少有點違和，但“漲”本身是沒有原罪的。之所以引來關注，關鍵是這里的“漲”是否有理有據？能否做到讓所有的貧寒學子不因學費而棄學？此前，教育部有關負責人，曾對此專門做了說明——“學費調整省份不足1/3，收費水平在城鄉居民可承受范圍內”、“十分重視做好學生資助工作”。

關于相對漲幅和絕對漲幅的說明，關于收費與家庭戶均收入比的論證，關于國家教育資助體系的敘說，所謂的有理有據有節，姑且不論其數據的真實性，問題的關鍵是，這與公眾所焦慮的“學費大幅上漲”，是否構建出邏輯關系呢？

漲幅的多少與漲幅的合理根本不存在印證關系，戶均收入與學費的比重，也不能說明漲幅的合理性，而資助體系的完善同樣不能成為提高學費漲幅的緣由。“權威解讀”唯一所說明的，只是高校學費有所調整的現狀和背景，而公眾所焦慮的則是高校學費上漲的真實依據和數據核定。如前述所言，慮及物價水平和學校辦學成本大幅上漲，學費上漲并非存在原罪，關鍵是在于能否漲得有理有據有節。

在學費該不該漲、怎么漲的問題上，即便是基于純粹的成本均攤理論，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是，高等教育的生均成本是多少？雖然早在2006年，教育部就曾提出要核算高等教育生均成本，但至今卻未見權威的論定。在伴隨高校行政化的財務不透明背景下，這樣的曲折是可以想見的。在一些聽證會上，雖然也有一些高校拋出了所謂的生均成本，但這種隱含三公經費、高校負債的數據是經不起推敲的。正如論者所說，如果高校一邊大手大腳花錢，一邊喊缺錢，并以缺錢為名漲學費，這很難讓公眾相信收來的學費，用到了人才培養中。

而從高等教育的公益性來看，在學費上漲的問題上，更應該有細致的考量和利益的平衡。在蠢蠢欲動中制造出“漲聲一片”前，首先應有“窮人教育學”的擔當和認知。正如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所言，“學校的大門是向人人開的。讓所有貧困家庭的子女都能上學，真正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權利，這就是窮人教育學”；其次，應該有對自身社會貢獻以及對學生個體成才影響的自我評估。如果不能在人才培養上贏得“掌聲一片”，決絕地拋出一片“漲聲”，得來滿耳的喝倒彩聲，也就不奇怪了。

于此而言，公眾對高校收費的焦慮，與其說是對漲幅的不安，不如說是對財務不透明以及僵化的高等教育體制的不滿。而這種焦慮的紓解，也顯然不是一次收費制度上的改進所能實現。換言之，高校教育收費要贏得掌聲，所需要的不僅僅是高校收費機制上的革新，更期待在差序格局的公共治理下，高校能在存在邏輯和價值上有所革新，能夠拋卻物質主義的淵藪，特別是在公共價值上有出彩的自我修養。（高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