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全國視野來看，耕地保護確有必要，但建設用地總量的指標應根據人口落戶數，因地制宜分配。

6月23日，國土資源部下發《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2006～2020年)調整方案》（下稱“方案”）顯示，全國各省級地區的2020年耕地保有量指標有增有減，京津滬三地的耕地保有量指標被大幅度降低。

原來《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最核心的內容是土地用途管制，將耕地保有量和建設用地總量的指標分解到省，上海的區域面積僅有6300余平方公里，被要求到2020年的耕地保有量竟然高達2500平方公里。

現行土地總體規劃是以2005年的土地利用情況為基數的。10年時間過去，中國經濟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勞動力在區域間出現顯著的流動。站在2005年，土地規劃部門完全不可能預測到10年之后的人口流動情況，各地的建設用地指標苦樂不均也就很容易理解。耕地是各級行政區域內新增建設用地最主要的來源，京滬等發達地區因為人口流動過快，耕地保有量下降得也格外快。

全國視野來看，耕地保護是必要的，但這不意味著所有的地區都應該以同樣的標準保護耕地。京津滬等發達城市，因其區位優勢，建設用地的潛在產出要遠遠高于一般省份，而耕地的產出與區位關系較小，在上海保有耕地也沒有比較優勢。正常的決策思路應該是發達區域應該大幅減少耕地，釋放建設用地供應，降低生產成本、平抑房價。

允許大城市擁有更多的建設用地也是土地集約利用的體現。一個農民在農村可以享用330平方米（半畝）宅基地，到鄂爾多斯的中心城區人均建設用地就只需150平方米，不足原來一半。從農村到城市定居，就是集約用地。在上海，人均建設用地只需要130平方米（3070平方公里建設用地、2400萬人），上海中心城區的人均用地更遠遠低于此數，因此，從鄂爾多斯到上海、從中小城市到大城市里居住、工作，就是集約用地。

但我們的耕地保護指標分解到省，沒有很好地適應市場的變化，扭曲了全國的土地資源配置。發達地區人口流入多，新增建設用地少，是東部地區（尤其是一線城市和省會城市）房價快速上漲的主要原因。缺乏用地指標，也成為特大城市排斥外來人口流入的原因之一。而中西部地區和地級市以下區域，人口呈現凈流出狀態，土地供應過多，新增建設用地指標用不掉，土地浪費現象嚴重。

我們都知道，我國東部人多、西部人少，大城市人口密度高、小城市人口密度低。正常的土地規劃應該是地隨人走：人流動到哪里，新增建設用地的指標就應該增長到哪里。更多的人從農村到城市、從中小城市到大城市，帶來的也是巨量的土地復耕和用地指標節約，這才是真正的土地集約化使用。

《方案》調減京滬等地的耕地保有量是一個好消息，但還遠遠不夠。實踐證明，土地供應的計劃管理在指導資源的配置上沒有比市場更有效率，反而人為造成建設用地在區域間的不足與浪費。去年年末，中財辦副主任楊偉民指出，中國城市化質量不高，在全局上制約著中國經濟增長，未來將把建設用地增量和人口落戶數掛鉤，這種因地制宜的分配用地指標才是更好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