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指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最終要落實到怎么用上來。‘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jié)合，用正確的理論指導實踐，并在實踐中檢驗和發(fā)展理論，不僅是我黨的優(yōu)良學風，而且也是中國以儒學為主體的傳統(tǒng)文化的優(yōu)秀品格之一。

“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出自東漢著名思想家王充。漢武帝時期確立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但是在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位置上，儒學內(nèi)部也出現(xiàn)了脫離實際、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的空疏學風。特別是在西漢末年，今文經(jīng)學與讖緯神學相結(jié)合，更是虛幻離奇、荒誕不經(jīng)。王充的《論衡》就因“疾虛妄之言”而作。他指出：“凡論事者，違實不引效驗，則雖甘義繁說，眾不見信。”不論誰提出的理論，不論什么樣的理論，如果與事實不符，都不會得到民眾的信任。同時，正確的理論還必須用來指導實踐，產(chǎn)生實際的效果。他又說：“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讀詩諷術(shù)，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那些只會背誦圣賢語錄，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的所謂理論家，不過是徒有虛名。

王充還指出，入山見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但是既不能伐木建屋，也不能采草和藥，這樣的人就如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崇尚學貴有用，是儒家學說的重要學術(shù)品格之一，近代學者將其稱為“實學”。“實學”提倡“實事求是”“經(jīng)世致用”，各種知識必須變成有利于國計民生的“實功”“實效”，也就是王充所說的“貴其能用之也”。儒家實學學風所提倡的“學貴有用”，表現(xiàn)在這樣幾個方面：

首先是在道德實踐方面。儒家思想的基本思路是修齊治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掌握了道德理論知識，必須用于自身的道德實踐。比如孝道是儒家提倡的最基本的人倫道德，漢代主張“以孝治天下”，在全社會進行“舉孝廉”活動，凡是孝敬父母的人就可能被推舉做官。巨大的利益吸引一部分人弄虛作假，甚至出現(xiàn)“舉孝廉，父別居”的情況。這種不良風氣在中國社會一直存在，所以到了明代，王陽明說：“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我們說某人是孝子，不是因為他會背誦《孝經(jīng)》，而是因為他確實有在家侍奉父母、尊親順親的行為。

其次是在社會事功方面。一個人學習了儒家治國平天下的理論，主要應用于經(jīng)邦濟世。如南宋永嘉學派的葉適認為，后代的腐儒錯會了孔子的義利觀，“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zhí)理財之權(quán)”，結(jié)果導致國家財用枯竭、國力衰竭，只能靠納貢稱臣維持在江南一隅的茍延殘喘。葉適說：“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為圣君賢臣者也。”欲為圣君賢臣，必須能夠在政治、經(jīng)濟、軍事等社會治理方面見到實效。

最后是在科學探索方面。中國古代自然科學技術(shù)受到思想家的重視，北宋程頤說：“百工治器，必貴于有用。”各種自然科學知識被稱為“格物之學”，包括天文、歷法、算學、輿地、醫(yī)藥、水利等。不過在理學末流空談性理學風和八股科舉制度的引導下，這些自然科學理論發(fā)展不盡如人意。特別是到了明清時期，更是遠遠落后于西方世界。如明末思想家、科學家徐光啟所指出的：“算數(shù)之學，特廢于近世數(shù)百年間爾。”因此必須向西方傳教士學習那些天文、數(shù)學、物理、水利、地理等自然科學知識，以解救明末嚴重的社會經(jīng)濟危機。徐光啟在談到以利瑪竇為代表的“泰西諸君子”時指出，“其實心、實行、實學，誠信于士大夫也”。這里所謂“實學”，既包括從西方傳入的“格物窮理之學”，如物理學等，又包括從西方傳入的“象數(shù)之學”，如天文、數(shù)學等。徐光啟引入西學，“補益王化”的活動在短期內(nèi)產(chǎn)生了積極的效益，這不僅表現(xiàn)在《幾何原本》《泰西水法》等一大批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譯出版，更重要的是表現(xiàn)在遼東前線抗擊后金軍事進攻的戰(zhàn)爭中和后來的水旱災害治理中。

不論是道德倫理知識，還是社會科學知識、自然科學知識，都必須堅持“學以致用”的原則，這樣才能發(fā)揮各種知識的應有效果。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如果有了正確的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并不實行，那么，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

（張踐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實學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