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遺產、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河北清東陵半年之內兩次被盜，引發社會關注。最近，媒體報道了清東陵兩次被盜約談后的整改情況，安保巡防制度不科學、技防力量薄弱成為導致文物被盜的主因。國家文物局督察司相關負責人表示，清東陵兩次被盜暴露出地方政府責任追究不到位，敷衍了事，避重就輕，未真正觸及問題實質。（8月3日京華時報）

剛約談、又失竊，“清東陵懸案”恐怕不是現實版盜墓筆記，不過是文保版的敷衍塞責。國家文保局的定性，算是不太客氣的：安保巡防制度不科學、技防力量又太薄弱，板上釘釘的“人禍”。可問題是，上一輪問責還沒問出“痛感”，接下來的“補丁”該從何打起呢？

這些年，文保單位“商”不起的鬧劇，其實并不鮮見：故宮承辦過商業品牌發布會；美齡宮開了咖啡館；太廟舉辦過婚禮；朝天宮里“賣”樓盤；杭州博物館還錄過《奔跑吧兄弟》，伴著文物撕名牌……說起來，這當然是法無可依所致。比如《文物保護法》對于文保單位舉辦商業活動并無明文規定，只是第二十三條規定，文保單位的古建筑，除可以建立博物館、保管所或者辟為參觀游覽場所外，作其他用途的應報相應級別政府批準。不過，這些先例折射的，恰恰是文保單位在地方心目中的位次：要么收拾打扮出臺接客，要么門庭冷落乏人問津。

清東陵，大概屬于后者。一切管理不嚴、守護失當，說白了不過是“無利不起早”。人在心不在，任它遺產瑰寶、管它重點文保，最后就成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游戲。再有一點，文物安保，是屬地責任。然而，現實的情況是：越是經濟實力薄弱地區，越是文保壓力大。在看不見政績的地方，指望捉襟見肘的地方財政悉心、乃至傾心文物保護，這確實是個左右為難的課題。這就帶來一個現實的癥結：立法與制度的完善，如何倒逼地方部門在文保工作上真正盡心呢？

今年初，自2013年開始啟動的《文物保護法》修訂工作已形成《文物保護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且按照立法工作程序進行送審。不久前，國務院還專門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文物工作的指導意見》，明確要求地方人民政府要切實履行文物保護主體責任，把文物工作列入重要議事日程，作為地方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綜合考核評價的重要參考。但，清東陵連環失竊事件起碼再次警醒一個老理：徒法難以自行。制度再完美、落實兩層皮，文物恐怕仍難逃失竊或消損的命運。

“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文保工作，當然不僅僅是珍視老祖宗的遺存，而是站在更遼闊的視野之上，洞見歷史與未來的精微與玄妙。過度商業化的嘴臉，“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命運，說到底，還是因為保護并非成為壓力與責任。被“敷衍了事”的，也許并不只是一座清東陵，讓地方部門愛上文保單位，只能靠剛性的“拉郎配”，不能靠虛幻的緣分。（鄧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