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法律法規的協同問題。按照2015年版的《條例》修訂稿，與《公路法》第五十九條規定的依法設立收費公路所規定的情形，存在明顯差異。此外，按照此次交通部對人大的答復，認為在公路管理體制改革方案尚未確定的情況下，全面修改《公路法》條件尚不成熟。那么，下位法是否該服從上位法，改革是否必須突破法律規定，需要更系統的說明。

其二，如何讓預算管理發揮效力的問題。高速公路的債務數據、營收數據、養護成本等一直是公眾質疑的焦點。目前，高速公路的運營已納入預算管理，本應透明，但公眾的不信任表明，預算管理還未發揮關鍵作用。這一方面緣于地方人大對預決算的解讀能力有待提高，監管作用發揮不出來；另一方面也是地方利益決定的結果。即使地方人大有能力起到監管作用，由于高速公路涉及地方利益，也有可能監而不管。

其三，是否存在重復征稅的問題。不少人質疑，買車已交了車輛購置稅，加油又交了燃油稅，為何用路還要繳納通行費，這是否涉嫌重復征稅？按照權威解釋，車購稅主要用于公路建設，燃油稅則不僅用于普通公路養護，還用于航道養護、環境保護、新能源發展等方面。然而，這并不能消除重復征稅的質疑。質疑背后，指向的是車購稅、燃油稅、高速公路通行費的去向。無法完全公開透明，深層體制弊端就無法被觸及。

其四，公路收費與物流業發展的關系問題。按照國家發改委的數據，2015年中國物流費用占GDP之比高達16%，遠超發達國家水平。全國工商聯數據認為，物流成本已占企業生產成本的30%－40%，嚴重制約了企業發展。但是，按照交通部研究結果，中國物流業的快速發展利益于公路收費政策改善了路網，車輛通行費僅占社會物流總費用的1.9%左右。孰是孰非，事關公路收費有利于還是不利于經濟發展大局。

總之，《收費公路管理條例》的修訂和演變過程，顯示出以法治化、公開化推進公路收費政策的政策傾向，這是“得”的一面。沒有切實觸及公路管理體制的深層弊端，在突破利益格局束縛，維護公共利益至上仍缺少剛性保證，則是“失”的一面。保證“得”，彌補“失”，是公路收費政策改革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