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對中國古語“實事求是”作出新解說。實事求是，也成為中國共產黨哲學的核心思維。

馮俊簡介

全國政協委員，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國中共黨史學會常務副會長，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曾任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常務副院長，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和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哲學院院長等職。

“‘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

1941年，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對中國古語“實事求是”作出新解說。實事求是，也成為中國共產黨哲學的核心思維。

位于北京北四環西路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樓前，“實事求是”四個大字厚重醒目。

在上海浦東新區的中國浦東干部學院里，廣場北端矗立著紅色的標識性雕塑“人才樹”，似草書寫就的“走”字，它意味著行動，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強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做到“實事求是”，這也是學院的辦學要求。

北京中關村南大街57號，發端于延安“陜北公學”的中國人民大學，門口大石頭上，刻寫的校訓——“實事求是”。

三個地方，似沒有直接關聯，卻因為“實事求是”的追求，有了共同的思想線索。

三個地方，也是全國政協委員馮俊30多年來學習工作的地方，從哲學鉆研到大學教育，從對外交流到干部培訓，從行政管理到黨史研究……她們滋養著馮俊的學術生命，磨礪著他的思想能力，也拓展著他的視野經驗，更是塑造了他“求是”奮進的品格與氣質。

“求是”始于哲學

馮俊認為，他的人生“受益”于哲學。

時間倒轉22年。美麗的中世紀的校園，幾百年不變的教堂鐘聲，環抱著牛津城的泰晤士河支流，古舊的布萊克威爾書店和博德利安圖書館，牛津的一切都讓馮俊流連忘返，“但我更多是想起在牛津接觸的人”。

1994年初，馮俊受國家公派，去牛津大學做一年的高級訪問學者，他去聽貝爾納·威廉姆斯講的倫理學和休謨道德心理學、安東尼·肯尼講的笛卡爾《第一哲學沉思集》等名師課程，還與聯系導師阿蘭·蒙特費奧里先生建立了深厚情誼。

“阿蘭·蒙特費奧里有多元文化視野，有高度的政治責任感，還有廣泛的國際交往?！瘪T俊說，他在牛津，經歷了一次哲學理論的深度洗禮，也見識了哲學家應該具有的品質。

哲學，就是馮俊第一個真切的夢。

1977年，恢復高考的消息傳到大別山南麓的湖北省英山縣，讓已經歷了回鄉務農、到縣供銷社、縣革委會財貿辦公室工作的高中畢業生馮俊欣喜不已，當時的他是個熱愛文學的青年，“還喜歡寫點東西”，于是與幾個“文藝青年”相約，一起參加了高考。不過在專業選擇上，他傾向了哲學——

“當時文科學科沒有現在豐富，法律、應用經濟學之類的專業都很少，文史哲是顯學。哲學是探求宇宙、社會和人生奧秘的學問，總有一種不斷去追問，不斷去探索的精神”。

比較之下，馮俊更喜歡哲學。

接觸了哲學，竟“一發不可收拾”。從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馬列理論師資班（現武漢大學馬列學院），到武漢大學哲學系（現為哲學學院），再到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現為哲學院）博士研究生連續10年求學，從馬列理論到歐洲哲學史20余載的研究和教學漫長歲月，馮俊與哲學為伴。

“讀武漢大學西方哲學專業研究生時，導師是陳修齋先生，他是國內非常著名的西方哲學專家。報到上學第一堂課，他就給我們講了他在上世紀50年代中后期的故事——當時國家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哲學領域展開了一場很著名的關于唯心主義的大討論和理論論戰，他和他的老師、北大著名教授賀麟先生一起參與了這場論戰。論戰中，賀先生和他受到當時權威人士關鋒的批判，之后馬上就是反右和其他的政治運動，但賀先生和陳老師置個人安危榮辱于不顧，敢于堅持真理，不屈服于權威……”

談到埋首20年堅持哲學研究的動力，馮俊分享了這個對他來說“里程碑式”的故事。

陳修齋先生的言傳身教深深影響了馮俊。他想，選擇了哲學就是選擇了一種生活方式，研究哲學就應該有一種理論勇氣，有一種追求真理的精神，始終不渝地堅持下去。

20年間，馮俊沉湎于哲學王國的邏輯思辨中，哲學重理性、尚思辨、求知愛智的特點深深滿足了馮俊的求知欲。

1989年，馮俊的博士論文《笛卡爾第一哲學研究》出版，也成為我國第一本系統地研究笛卡爾的專著；2007年出版《開啟理性之門——笛卡爾哲學研究》，馮俊成為國內屈指可數的研究笛卡爾哲學專家。從笛卡爾出發，馮俊研究了整個法國近代哲學，出版了數本專著，《后現代主義哲學講演錄》更成為國內研究后現代主義哲學的經典之作……他還從英語和法語翻譯了眾多國外經典哲學著作。

不過，馮俊對于西方哲學的研究并不限于法國哲學，馮俊的作品也并不僅限于西方哲學。他陸續發表許多有關中國哲學、比較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文章，例如“儒學的人文精神”，“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儒學因素”，“西方哲學在中國的發展和中、西、馬哲學的對話”等等。

“其實研究西方哲學的目的，并不是滿足個人愛好，而是要從西方哲學的發展中總結出人類思維的教訓和規律，以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中國的哲學?！瘪T俊認為，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當代中國哲學，要繼承中國的傳統文化，同時繼承人類優秀的文明成果。

“學哲學、用哲學也是我們黨的優秀傳統。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寫下《矛盾論》《實踐論》《論持久戰》，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也有《論十大關系》等哲學篇章。鄧小平同志開啟的新時期的改革開放，也是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哲學討論開始的……”如今身在中央黨史研究室的馮俊也從黨史角度，解讀了“哲學之用”?！懊嫦蛭磥?，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領導干部尤其要把哲學學好、用好，發揮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用哲學來解決實際問題，迎接新挑戰……”

哲學需要天賦，需要沉思，更需要堅韌的“求是”意志。馮俊在思維中找到樂趣，也潛移默化形成探究規律、追根求源的學習與工作態度。

也因為自身扎實的理論功底，馮俊在成為全國政協委員后，也非常注重協商民主的理論研究。2014年兩會上，他提出“制定協商民主建設綱要”提案，很多思想與2015年初《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相契合。作為具有哲學背景的政協委員，他關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需要抓住重點人群、“關鍵少數”的觀點，受到全國政協常委會的重視，特邀作專題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