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在機關拿工資，又在社團掙外快、“開小灶”，哪有這樣的好事？《意見》已經發布，嚴管的同時更要嚴查，那些兼職社團的公務員該做出決斷了。

中辦、國辦近日下發《關于改革社會組織管理制度促進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的意見》，提出培育支持社會組織發展、加強社會組織管理的一系列意見。明確在職公務員不得兼任基金會、社會服務機構負責人，已兼職的在本意見下發后半年內應辭去公職或辭去社會組織職務。

盡管《意見》的核心指向是規范社會組織，并為社會組織健康發展開辟通道，比如降低準入門檻，推進社會組織直接登記。不過，輿論卻將更多目光聚焦在一些在職公務員與社會組織扯不斷、理還亂的關系上。究其因，公務員兼職社團并非個別現象，所滋生的亂象更是備受詬病。

其實，禁止公務員兼職社團并非新規。近20年前，中辦、國辦就下發了《關于黨政機關領導干部不兼任社會團體領導職務的通知》，其中規定：未經批準已經兼任社會團體領導職務的，應從本通知下發之日起半年內辭去所兼任的社會團體領導職務。兩年前，中組部也下發《關于規范退(離)休領導干部在社會團體兼職問題的通知》，也規定“不符合規定的，應由本人在半年內辭去所兼任的職務”。可見，在職公務員不得在社團兼職是一直以來的治理邏輯，此次只是重申而已。

雖是重申，卻并非沒有必要，沒有新意。《意見》在這方面的規定較有彈性，即，因特殊情況確需兼任的，按照干部管理權限從嚴審批，且兼職一般不得超過一個。這就劃清了紅線，又留有了“余地”。問題是，如何界定“確需兼任”？“一般”又如何厘清？同時，半年內應辭去公職或辭去社會組織職務，如果沒有辭職，如何問責？如何核查？

諸如此類的疑問，皆需答案。不妨從兩方面著手：一是即便確需兼任，也應陳述理由，批準機關應把好關，嚴防某些公務員渾水摸魚；二是強化公示，經批準已在社會團體兼任職務的，應對兼職任期、年齡、履職情況以及是否取酬等情況進行嚴格審核并予以規范。

公眾對公務員在社團兼職之所以不滿，原因不難理解。公務員特別是黨政領導干部一般公務繁忙，哪有精力在社團兼職？如果一心二用，恐怕兩項工作都做不出彩。禁止公務員兼職社團，也有利于實行黨社、政社分開，切斷利益輸送，防止貪腐行為發生。

甘蔗沒有兩頭甜。既在機關拿工資，又在社團掙外快、“開小灶”，哪有這樣的好事？一些公務員以兼職為名，利用個人影響找地方、部門和企事業單位要錢要車要辦公場所，甚至領取較高薪酬，影響十分惡劣。更惡劣的是，以社團名義違規從事營利性活動，強行要求入會或違規收費、攤派、強制服務等。這些并不是簡單違規的問題，有的已涉嫌違法犯罪，豈可對其放縱？

“當官發財兩條道，當官就不要發財，發財就不要當官”。同樣的邏輯，要想在機關供職就別在社團兼職，要想在社團兼職就別在機關供職，而不能權力通吃、左右逢源。如今，《意見》已經發布，嚴管的同時更要嚴查，那些兼職社團的公務員該做出決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