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率地以罰款去規范私人事務，易逾越德治與法治的應有邊界。

據報道，8月10日，四川達州市宣漢縣南壩鎮一村民為自己母親辦壽宴，被舉報違規，隨后，這位村民被要求繳納650元“違規辦宴席認識費”。南壩鎮紀委表示，為了制止當地頻繁辦酒席的風氣，各村此前均出臺了“村規民約”，規定家中老人只能在80歲或90歲的時候才能辦壽宴，而當事村民為母親辦壽宴時，其母親只有87歲。

以“違反村規民約”為由，要求村民繳納650元“違規辦宴席認識費”，這種做法無疑十分荒唐。因為在這里，被作為“違規”罰款依據的所謂“村規民約”本身，實際上有違規違法嫌疑。

首先“法無授權即禁止”，村規民約也不能限制村民處置財產的權利與自由；所謂“違規辦宴席認識費”，更是明顯違反了《行政處罰法》等相關法律，涉嫌非法越權制定罰款事項，侵犯了公民合法財產權。依據《行政處罰法》，“沒有法定依據的，行政處罰無效”。正如有法律人士指出的，“村規民約限制村民辦壽宴的桌席數，是無理的、沒有法律依據的”，“‘規定罰款’，已經超過了法律的規定，是非法的、無效的”。

其實，即使不考慮當事者普通村民的身份，就算是針對黨員干部等特殊身份人員，相關的辦酒席宴請限制，同樣也并不是可以任性為之的。如此前中紀委官網曾專門發文，針對如何判定“紅白事”是否屬“大操大辦”給出六條標準界限，即“是否使用公款；是否使用公物；是否使用公產；來賓中有無管理和服務對象；來賓中有無使用公物；是否影響他人休息、破壞環境”。

“頻繁辦酒席”當然確實是一種不良習氣，也確實應加以規范。但同時必須清醒意識到的是，只要并不涉及公共利益、侵犯他人合法利益，即便這種習氣涉嫌鋪張浪費，對于普通公民來說，也仍是一個“個人自由、權利自主”范疇內的私人問題，而非法律問題。對于此，當然可以引導、勸誡，但顯然又不宜簡單粗暴地以罰款方式強行干預，否則，輕率地以罰款去強制規范私人事務，不僅會在法治層面逾越了政府行為“法無授權不可為”的界限，也會在社會治理層面混淆道德與法律、德治與法治的應有邊界，無助于“移風易俗”的實現。

□張貴峰（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