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世界頂尖的高等教育，就不可能產生具有世界競爭力的人力資源，也不可能產生奠定國家比較優勢的科技創新成果。我國歷來把教育發展戰略作為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來對待。國民經濟的每一次重大轉型，背后都有教育發展戰略的重大調整。

重點學科不是人為指定

重點大學也非國家分封

建國之初，我國國力較弱，屬于典型的窮國辦大教育。由于公共資源稀缺，這個階段的高等教育只能是小規模的精英教育，目的是培養經濟建設所急需的高級專門人才。從教育與科研的關系來看，仿照前蘇聯的體制，大學教育與科研相分離，高校主要聚焦于人才培養，科研以科學院等獨立的科研院所為主。

由于資源有限，不可能全面同等地建設所有大學，因而就啟動了重點大學建設。1954年，中央發文指定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6所重點建設大學。1959年，中央又指定了16所全國重點大學，幾個月后增加到20所。總體而言，這個歷史階段的重點大學建設戰略可以概括為：“一包二統（國家包下來、政府統起來）”，指定重點大學，聚焦人才培養，科教適度分離，服務經濟建設。

“撥亂反正”后，鄧小平同志提出，四個現代化，科技是關鍵，教育是基礎。他認為，重點高校是科研的一個重要方面軍。建設重點大學，既是辦教育的中心，也是辦科研的中心。因此，1985年教育體制改革要求，建設一批重點學科，自然形成一批“兩個中心的大學”。這本質上是從重點學科建設入手，形成一批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按照這一改革思路，重點學科不是人為指定的，重點大學也不是國家分封的。

1995年，中央提出科教興國戰略；跨入21世紀，強調建設創新型國家。在這個宏觀背景下，“211工程”應運而生。之后，“985工程”建設進一步提出，為了實現現代化，我國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由此，重點建設走向了一流學科和一流大學齊頭并進的新階段。

雖然211、985政策有力地撬動了“塔尖”高校的建設，但是仍然留下了不少遺憾。首先，高等教育的體制機制改革相對滯后，大學在培養拔尖創新人才和產生重大原創成果方面仍然乏力；其次，高等教育系統發展不平衡，中層和底層高校的辦學資源明顯不足，學生培養質量參差不齊；再次，出國留學潮導致高等教育服務貿易出現顯著逆差，單位創收、個人創收導致學者精力的耗散；最后，在高等教育重點建設內部存在身份固化、競爭缺失、重復交叉等問題。

僅聚焦于提升西方學術水準

難免落入西方“依附論”窠臼

經濟新常態下，我國高等教育的改革將為“經濟結構優化、發展動力轉換、發展方式轉變”提供科技、人才和精神的三重支撐。高等教育結構調整政策日趨明朗，“雙一流”政策、中西部高等教育振興政策、應用性本科轉型政策逐步成為新時期高教結構調整的三大支柱性政策。

特別是，“雙一流”建設目標指向更加明確，分為三個層次：世界一流大學前列、世界一流大學行列、世界一流學科前列或行列。無論哪個層次，一以貫之的以重點學科建設為核心不會變，最終都要排隊顯高低、循證看成效。

“雙一流”政策是高等教育重點建設的延續，但重點建設不再局限于“雙一流”范圍，將逐步走向整體撥款、整體建設和自主發展的新階段。2012年開始，國家實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興計劃，由發改委、教育部組織實施重點扶持一批有特色、有實力的省部共建或省屬重點大學，計劃重點支持建設中西部24個省區市的100所地方高校。其目的是振興中西部高等教育，促進高等教育協調發展。一批本科院校向應用型轉型政策，則定位于促進高等教育的分類改革和高等學校的特色發展，破解人才培養與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的結構性矛盾。

“雙一流”政策是經濟新常態下高等教育政策組合的有機組成部分，是原有211、985重點建設政策的延續和拓展，但并不意味著重點大學和重點學科的重新洗牌、重貼標簽。“雙一流”政策也不意味著未來的中國高等教育要從所謂西方“邊緣”走向西方“中心”。如果“雙一流”政策僅僅聚焦于提升中國大學的西方學術水準，那將難免落入“依附論”的窠臼。中國大學應把促進世界文明對話為己任，給世界一流大學提供一個可替代的發展模式。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如果“雙一流”政策追求精神層面的世界級大學，而不是技術和指標層面的世界一流大學，聚焦于推動中國大學融入國際社會，主導全球創新、促進文明對話、增進人類福祉、引領可持續發展，那么突破高等教育強國建設的“玻璃天花板”就只是時間問題了。（張端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