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的前景值得期待，但改革的方式需要改革。改革應該學反腐，從抓案例開始，把頂層設計與一竿子到底樹立典型的方式結合起來。這樣一定能帶來新的一輪改革春風，中國經濟因此也能上一個臺階。

隨著改革進入深水區，改革也切換到了困難模式

近三年前，十八屆三中全會向全世界公布關于深化體制改革的決議之后，立即引發了全社會共議改革、期待改革的熱潮，世界也為之矚目。三年過去了，效果如何呢？

舉例說來，在國有企業改革上，到目前為止，各級地方政府還沒有出臺落實細則，國有企業的改革并沒有全面鋪開。已經出現的變革，無非是若干大型央企的合并，如北車與南車、中海與中遠，但這種合并并不是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也不是改革最主要的方式。

此外，去產能、去杠桿這種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沒有看到積極有效的落實舉措。到目前為止，許多落后的產能并不能夠順利地退出，許多呆賬、壞賬并沒有完全沖銷。

戶籍改革也是此輪改革的重中之重，但其同樣沒有得到本質性的推進。大部分省會型城市并沒有敞開入戶大門，而北京、上海等地積分落戶的管理辦法也僅僅是剛剛起步。

為什么改革如此艱難？

最常見的解釋是改革進入了深水區，容易改的已經改了。這種解釋肯定有其道理，但似乎并不能全面解釋改革進程何以如此緩慢。

還是以國企改革為例，就算是改革到了深水區，也應該有下水游泳的動作，為什么看起來水面卻仍是紋絲不動呢？

再以淘汰落后產能、沖銷呆賬壞賬、去杠桿為例，當前改革的困難與1999年那一輪改革相比，顯而易見要小得多，而不是相反。根據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的分析，這一輪產能過剩的四大行業——水泥、鋼鐵、煤炭、有色金屬，如果剔除20%產能的話，所帶來的下崗人員滿打滿算不會超過500萬人，假如每人補貼兩倍的年收入，即10萬元，所產生的費用不過就是5000億元，而5000億元在一年14萬億的國家財政收入大盤中僅僅占到3.6%。這500萬下崗工人，與1999年2000多萬下崗的傳統國有企業中終身制工人相比，應該說接受這種補償式改革要容易得多。而淘汰落后產能所帶來的去杠桿的債務重組壓力，根據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的計算，也就是7000多億元人民幣，而銀行現有的呆賬壞賬撥備高達5萬億。因此，并不能用改革比以往更難來解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展的緩慢。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這一輪改革尤其重視頂層設計。中央對于改革給予了極大的關注，投入了極大的能量。每個星期，國務院常務會議都會出臺改革的相關文件和政策，而中央每個月都有一次或者若干次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性意見出臺。所以，這一輪改革的不得力是不能以中央政策不到位來解釋的。相反，目前的情況是上熱下冷，中央各種各樣的政策傳遞到基層出現了落實不力的情況。這是本輪改革進展緩慢的癥結所在。

筆者曾經去一些國有企業調研，有國有企業的領導跟我講，他們原本已經做好了各種各樣的改革方案，但是地方領導卻往往拿出中央有關改革文件中的某幾條作為依據，遲遲不愿批準有關的國企改革方案。

面對當前上熱下冷、落實不力的改革困境，該怎么辦？

改革應該學習反腐 樹立具有標桿意義的改革樣板

與改革推進緩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過去3年以來，中國反腐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反腐的很多經驗完全應該拿來為改革所用。

反腐的根本經驗并不在于出臺多少新文件，強調多少新原則，而在于抓具體的案例。在2014、2015兩年中，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發布中管干部違紀違法案件信息140余條，廳局級干部違紀違法案件信息780余條，每拿下一個省部級乃至副國級腐敗分子，相應的資料都會通過中紀委以及后來的司法程序面向全社會公布。很多貪腐細節的公布，令世人震驚。權錢交易、權色交易、信仰不堅定這一系列原則性的說法，通過具體的事例得到了印證，這一個個具體的事例在向全世界詮釋什么是腐敗、什么是領導干部千萬不能陷入的雷區。通過這一個個鮮活的腐敗的案例展示，社會上正在形成一股不敢腐的壓力。

反觀改革，在推進問題上缺的是一個個鮮活的案例，缺的是具有標桿意義和榜樣作用的改革樣本。在改革方面，不缺各種指導意見，不缺各種原則，不缺各種說法、理論，當前缺少的是如何把這些理論貫徹到一個個改革的案例中。在國有企業改革方面，如果能夠有兩三個具體的央企或者國企改革的實操案例，就能給其他的國企樹立榜樣，讓大家去學習，去模仿，去超越。在戶籍改革問題上，如果若干地區、若干省會城市具體出臺一些農民工落戶的辦法，那在全國范圍內將具有領先意義。同樣，在去杠桿、去產能的過程中，如果有若干具有典型意義的行業或者企業實施破產重組，整體情況將產生變化。

所以，我們特此呼吁，在深化改革的過程中，不僅要有頂層設計，也許還需要抓住一些典型的案例，一竿子到底，直接為改革的推進提供指導。

這些改革的事例最好是綜合性的，而不僅僅是對個別的企業有典型意義。比如說，筆者長期關注的中國摩托車行業，自2008年以來產量逐年下降，年銷量下降7%-8%，如今馬上要淪入落后于印度的衰退局面。究其原因，在這個行業的發展中，既有各級政府簡單粗暴的管理方式，禁摩限摩限制了摩托車在城市的發展，限制了中國摩托車行業的升級，讓老百姓兩輪出行的需求得不到滿足；同時，摩托車行業也是低水平競爭、生產能力高度分散的犧牲品。摩托車行業的停滯不前也直接導致了我們的城市交通過于依賴小汽車和公交這兩種方式，而不是兩輪車、四輪車與公交齊頭并進的高效率局面。國際上有研究表明，道路上有5%-10%的兩輪車，是最高效的通行格局。摩托車行業好比一只麻雀，抓住像摩托車行業轉型升級這樣有代表性的案例，解剖這只麻雀，一竿子到底，解決它的問題，具有全面的指導意義：其中，既需要解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問題，也要解決環境污染標準的問題，還要治理產業競爭無序的問題。解剖這只麻雀，有助于推動相關領域的改革前進一大步。

總而言之，改革的前景值得期待，但改革的方式需要改革。改革應該學反腐，從抓案例開始，把頂層設計與一竿子到底樹立典型的方式結合起來。這樣一定能帶來新的一輪改革春風，中國經濟因此也能上一個臺階。

（李稻葵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