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聯合印發《關于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意見》。《意見》從證據、訊問制度、補充偵查制度等多方面做出規定，其中強調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意見指出，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

這是對我國司法機關習慣性的“有罪推定”思維的明確否定，有助于減少種種刑訊逼供現象的出現，進而減少現實生活中的冤假錯案。以頂層設計的方式再次著重提及“不得強迫自證其罪”，這也是司法體系日益現代化的一個體現。不過，仍然需要被反問的是：從“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的被強調，到原則的具體落地，兩者之間還相距多遠？

此次五部門出臺《意見》，主要是進行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告別此前那種“偵查中心主義”，使案件審理不再過分依賴于偵查卷宗筆錄等書面材料，讓庭審真正成為司法訴訟的中心環節。倘若這般規定能夠兌現，就能讓案件一旦進入程序，即將面臨來自于偵查、起訴、審判的多環節控制，如此自然就能減少因為刑訊逼供、有罪推定所造成的種種冤假錯案件，強迫自證其罪的情形也自然不復出現。但是，這仍然是一種最理想的狀態。

在此次五部門聯合發文之前，有罪推定就成為一種被普遍摒棄的司法原則，但為何依舊有系列冤假錯案出現？一個重要的緣由，就是司法人員對基本司法準則的主動放棄。或緣于上級的指示，或緣于對某種潛規則的認同，少數司法人員就主動放棄了職業操守，對他人寶貴的生命權與公民權視而不見，從而釀成系列的悲劇。這樣的例證并不少見，譬如在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中，認定無辜的呼格吉勒圖為犯罪嫌疑人，不過就是緣于某公安局副局長的“靈機一動”。

要讓“不得強迫任何人自證其罪”無障礙地實現，一方面，這需要繼續加速告別“偵查中心主義”；另一方面，也即更重要的，是加快司法體系內的人心重建，讓辦案成為一件高度專業的事情，讓司法審判由一群專業的法律人來做，并附加以清晰且嚴厲的追責機制，如此，刑訊逼供、有罪推定才能被有效遏制，強迫他人自證其罪，才會失去存在的土壤。（王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