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地紀念雕塑

1934年4月底廣昌失守后，因形勢日趨惡化，紅軍堅持內線作戰打破敵軍“圍剿”已十分困難，中共中央、中革軍委便開始考慮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的問題。

在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之際，我們邀請專家用親歷者的回憶和史料盡力還原這一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決策過程，加深今天的人們對這一重大史實的認識。

準備戰略大轉移

據伍修權在《我的歷程》中回憶：“1934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說，要準備做一次戰略大轉移。不過那時根本沒有打算走那么遠，也沒有說是什么長征，只準備到湘鄂西去，同紅二、六軍團會合，在那里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大約在長征開始的半年前，就進行了各項準備工作。”

李德在《中國紀事》中也說：“5月初，我受中央委托草擬了1934年5至7月關于軍事措施和作戰行動的三個月的季度計劃。這個計劃是以軍事委員會決議的三個觀點為基礎的，這三個觀點是：主力部隊準備突破封鎖，獨立部隊深入敵后作戰，部分放棄直接在前線的抵抗。”

當時擔任紅二十二師師長的程子華，在后來接受外國記者采訪時曾表示，1934年5月，周恩來曾叫他去談過幾次話，談紅軍處境困難，根據地正在縮小，準備開始長途跋涉，建立新的根據地。并談準備派他到鄂豫皖的紅二十五軍去，如果中央紅軍轉移，紅二十五軍的壓力就會更大。

隨后，中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最高決策機構“三人團”。政治上以博古為主，軍事上以李德為主，周恩來只是負責督促軍事準備計劃的實行。他們把這一計劃報告了共產國際。

6月25日，共產國際在給中共中央復電中指出：“動員新的武裝力量，這在中共并未枯竭，紅軍各部隊的抵抗力及后方環境等，亦未足使我們驚慌失措。”關于主力紅軍的退出，“這唯一的（目的）只是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敵人可能的打擊。”于是，博古、李德一方面做轉移準備，一方面命令各主力紅軍“用一切力量繼續捍衛中央蘇區來求得戰役上大的勝利。”

從以上史料可以得知，自1934年5月起，當時的“左”傾領導人，已經提出戰略轉移的問題，只不過一直舉棋不定。直到9月初對打破敵人“圍剿”已經完全絕望后，才開始部署戰略轉移。

首先，在戰略指導思想上，改變了過去那種不遺寸土的方針，決定以保存有生力量為主。9月8日，中革軍委發出指示，要求中央紅軍在阻止敵軍推進時，應以“最高度的節用有生兵力及物質資材”為基本原則，在戰斗的間隙，除1/3的值班部隊外，主力應集結補充整理訓練，并加強部隊政治團結。在作戰指導思想上，中革軍委要求部隊進行運動防御，并強調在防御的同時，“應準備全部撤退”。15日，中革軍委又發出訓令，要求中央紅軍“無論如何應該以保持自己有生力量和物質基礎為我占據第一等基本原則。保持地域，不輕遺寸土予敵人，這應該放在前一原則之下來進行的”。

其次，建立健全了各級指揮機關。9月13日，中革軍委發出指示，命令中央紅軍各軍團在10月1日前組織好后方機關，加強運輸隊的建設；立即將在敵人占領區中各縣區的軍事部，改為縣區游擊隊司令部和政治部，縣區軍事部長為游擊隊司令員、隊長，縣區委書記兼游擊隊政治委員。并規定：“如在邊區和中心區域有被敵人侵犯之可能時，則將軍事部做上述改組”，從組織上對中央紅軍主力突圍后堅持蘇區的斗爭做了初步安排。在此期間，地方黨、政各級機關按照中共中央的決定，亦加緊進行突圍準備。9月19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發出《關于邊區戰區工作給各省各縣蘇維埃的指示信》，指示取消國民經濟部、財政部、糧食部，成立財政經濟委員會，“保衛局與裁判部可合并為肅反委員會”，并規定“在戰爭特別緊張的區域甚至蘇維埃所有的各部都可以取消，而由個別同志直接負責去解決當前特別重要的戰爭問題”；“所有蘇維埃機關中各種無用文件都應銷毀”，“機關工作人員中的家屬，應該另行安頓”，下級機關在“同上級領導機關脫離交通關系時，依然能夠去進行工作”。這一指示信，對戰區、邊區在“萬一”失陷后的蘇區工作做了布置。

其三，從人力物力上做了準備。9月1日，中央組織局、總動員武裝部等根據黨中央實行戰略轉移的決定，發出關于9月間動員3萬新戰士上前線的通知。9月4日，中革軍委在《紅星》報上又發表了《為擴大紅軍的緊急動員的號令》，要求中央蘇區“無論如何要做到在9月間動員3萬新戰士去上前線”。與此同時，中革軍委決定成立紅八軍團和教導師等，壯大了中央紅軍的力量。中央蘇區各級黨和政府積極響應黨中央的號召，迅速展開了空前緊急的兵員動員和糧食、草鞋、食鹽、棉被、軍用器材等的籌集工作，為中央紅軍實行戰略轉移，補充了大量兵員和物資。據伍修權在《我的歷程》中回憶：“當時兵工廠、印刷廠的機器都想帶走，還有除了糧食以外的別的東西，為了拆搬這些東西，實際上做了近半年的準備。”

其四，明確了轉移的方向。據李維漢回憶：“1934年七八月間，博古把我找去，指著地圖對我說：現在中央紅軍要轉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據地”，好像七八月間，已確定要轉移到湘西去。但紅六軍團出發時，中央并未明確指示他們到湘西，只是說到湘中。明確指示他們到湘西北，是9月8日中革軍委給他們“補充訓令”中指示出來的。這說明，至遲在這時已確定準備到湘西或湘西北去。正因為如此，為減輕紅軍突圍西進的阻力，中共中央決定接受“圍剿”中央蘇區的國民黨南路軍總司令陳濟棠的建議，同其進行停火談判，并于10月5日達成了就地停戰、互通情報、解除封鎖、互相通商和必要時可互相借道五項協議。這為后來中央紅軍順利通過國民黨軍的第一、第二道封鎖線，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其五，發出了戰略轉移的信號。9月29日，張聞天為《紅色中華》報寫了《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的署名社論，指出：“為了保衛蘇區，粉碎五次‘圍剿’，我們在蘇區內部求得同敵人的主力決戰，然而為了同樣的目的，我們分出我們主力的一部分深入到敵人的遠后方，在那里發動廣大的群眾斗爭，開展游擊戰爭，解除敵人的武裝，創造新的紅軍主力與新的蘇區……我們有時在敵人優勢兵力的壓迫之下，不能不暫時地放棄某些蘇區與城市，縮短戰線，集結力量，求得戰術上的優勢，以爭取決戰的勝利。”這一社論，實際上是中央紅軍準備實行戰略轉移的第一個公開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