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公安部將7個地區列為全國第一批地域性職業電信詐騙犯罪源頭地并進行了專項整治工作。其中，江西省余干縣因 “重金求子詐騙”被列入其中，余干縣警方也因此開展了為期一年的專項行動。（10月24日 《廣州日報》）

余干縣石溪村、李家村被稱為“重金求子詐騙村”，這在全國其他省份還有不同的變異。或是“猜猜我是誰”的電信詐騙，或是PS淫穢照片敲詐……“詐騙村”的花樣迭出，也讓其臭名昭著。不過，一些“詐騙村”并非消息閉塞、交通不便而造成“窮山惡水”繼而出“刁民”。

互聯網寬帶等信息化基礎建設早就直達到“詐騙村”最后一公里，但這卻成了詐騙者的新興工具。甚至，還有過“詐騙村”通信網絡的繁忙程度要超過美國的金融中心華爾街的傳聞。手機虛擬定位、變聲軟件等需要IT操作功底的廣告更是刷到“詐騙村”的角角落落。雖然有些戲謔，但多少驗證了“詐騙村”對于網絡技術的高度依賴。

同是對網絡的高度依賴，“淘寶村”就完成了“互聯網+”的產業鏈模式，但“詐騙村”卻把其當成了坑蒙拐騙的工具。花開兩朵，各表一枝，如果把這兩個差異化的村落鏡像進行對比，或許能看到一絲引人深思的地方。

許多“詐騙村”地理條件先天不足，但這并不代表其不具備良好的電子商務發展空間。事實上，很多“淘寶村”的物流快遞也是后天發展起來。村落的發展，對物流條件是有一定彈性，但非決定性意義。同樣，在特色產品供給中，“詐騙村”并非一無是處。譬如，余干縣是全國水產畜禽基地和全省漁業十強縣、全國商品糧基地縣，轄下的“詐騙村”如果走綠色食品的電子商務路徑，也能靠山吃山。

都有不錯的網絡基礎，但“詐騙村”沒能成為創業致富的“淘寶村”，關鍵在于部分村民“走出去”之后的人生分叉。中國農村是一個熟人社會，在宗族血脈中，村民自發地構成了一個高度交織的社會網絡，并且在財富分享這件事上，具有超出城市的大度和渴望。事實上，不管從“淘寶村”還是“詐騙村”走出去的村民，都有衣錦還鄉的愿景。他們的出去和回來，必然帶著具有個人屬性的財富生成模式。互聯網給了他們相同的借力點，但結局卻云泥之別。

“詐騙村”是畸形的，也是短命的，將其連根拔起還僅僅是開始。農村有著對創業機會和經濟福利異乎尋常的渴求，對他們扶持和幫助，乃是必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是，讓村民具備時代發展所需的法治意識與鑒別能力，讓懂法者成為“一村一品”的帶頭人，這才是基礎之本。（謝偉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