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眼中的黃仁偉，高效，敏銳，雷厲風行。他的一切都是快節奏的，從思維到言行，再到總排得滿滿當當的日程，透出一股“時不我待，只爭朝夕”的自覺自勵。從青春年少到華發漸生，他幾乎沒有休過周末，每天只睡5-6個小時，精力大多靠在飛機、火車上見縫插針的小憩來“續航”。

黃仁偉

學者的節奏，深受其研究對象影響。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黃仁偉，以國際關系與國際經濟為研究方向，而中國復興之路上的跌宕風云始終是他最強烈的學術旨趣。數十年來，他多次親歷中國歷史的關鍵轉折，也在其中留下獨到貢獻。今天，中國發展日益提速，他亦隨之探索不息。

令他興奮的是：“世界看中國，越來越關注中國道路。”而多年的研究使他深知：中國道路是一步步闖出來的，今后，還需要一步步堅實地走下去；學者最大的幸福，就是見證并守護這條道路向前延伸。

成長：心有寰宇，枕書待旦

和那個年代的許多人一樣，黃仁偉的青年時期歷經變革，“很多國家大事都親身經歷”。

1964年，黃仁偉考入被譽為“外交人才的搖籃”的上海外國語學校。全日制、單休日、嚴格的組織紀律性培養，使得黃仁偉的童年并不輕松：“上午跟著外教學英語，下午聽‘老革命’講故事；既有西方的科技文化，也有世界各地的革命斗爭。”小課堂濃縮大世界，一張世界地圖承載了黃仁偉特殊的童趣。“小學三年級時，我就對越南戰爭、古巴危機等國際大事非常熟悉。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哪里是帝國主義的包圍圈……都是我們茶余飯后、半夜臥聊的話題。”

外語教育和愛國主義熏陶融于一體，加之打小筑起的“戰略沙盤”，黃仁偉漸漸養成了關注天下大勢和戰略環境變化的思考方式。

1970年，黃仁偉下鄉來到北大荒。“最冷達到零下50℃，一條田垅長達十余里地，一個連隊要開墾幾百上千公頃荒地。”戰天斗地之余，黃仁偉以讀書為樂：“《毛澤東選集》四卷通讀數遍，馬恩經典、列寧選集、魯迅雜文集都曾通讀。《矛盾論》《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等艱深的理論著作，我反復誦讀，算是硬啃了下來。當時打下的理論底子是我在北大荒最大的收獲。”

也是在這條漫長而荒涼的邊境線上，黃仁偉第一次對國與國之間的復雜關系有了切身感觸。

北大荒和蘇聯交界處僅隔一條江，知青們和蘇聯衛兵隔江相望。時值珍寶島事件過去不久，戰爭氣氛濃厚。江對面蘇聯人擁有重型裝甲坦克等新式武器，知青們建立的“基干民兵隊”則端著步槍，每天配發100發子彈，做好了隨時為國家獻身的準備。

仗沒打起來，卻等來了“驚天的消息”：1972年2月，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此時的黃仁偉仍駐防在北大荒中蘇邊境，對即將到來的巨變一無所知。一天，他從蘇聯電臺中聽到消息：中共和“美帝”握手言和了。“謠言！”黃仁偉付之一笑，不予理睬。兩個月后，看見剛剛送到的《人民日報》上周總理跟尼克松握手、毛主席和基辛格會談的大照片，他無比震驚，很久才緩過神來。“這些‘不可思議的事’讓我明白，國際關系的復雜性超出想象。這培養了我獨立思考的能力，也激起了我的研究興趣。”

起步：知我者，歷史的峽谷；我信者，時空的大度

1977年底，黃仁偉經受了高考的挑戰，成為“文革”后首屆大學生。

百戰歸來再讀書，黃仁偉深感唯有浩瀚歷史才能包容人類的秘密，因此，他選擇攻讀世界史并以美國史為重點，“抓住世界上最大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進行研究”,因為“美國的發展歷程是一部最為完整、最為典型的資本主義發展史，把它研究透，就對資本主義有了比較深入的認識，就掌握了研究中國問題的一把鑰匙”。

從1977年到1989年，先本科、再碩士、繼而博士，黃仁偉完成了攻讀本土學位的全過程。1991到1992年，他又在美國威士康辛大學進行博士后研究，1996年到1998年在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做博士后項目。將近二十年的潛心鉆研，令他具備了廣博而扎實的理論基礎。

真正的學術研究，是從1990年開始的。是年年初，黃仁偉進入上海社會科學院工作。四月，國務院宣布開發浦東，隨著經濟引擎的啟動，“中國崛起”成了舉世矚目的話題，也深深嵌入了黃仁偉個人思想史的主脈。

面對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的關注與質疑，黃仁偉坦誠直面，用兩本學術論著給出回應——

1998年，《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問世，7個章節、23個小標題全部摘編自鄧小平關于中國外交戰略的原話：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中國的對外政策是真正的不結盟、中國永遠站在第三世界一邊……“這本小冊子更像是我的讀書筆記。《鄧小平選集》我讀了無數遍，每頁都有批注和心得。吃透這些理論，再講中國外交政策就有底氣了。”他回憶。

2002年，黃仁偉完成了第二本論著《中國崛起的時間和空間》，提出“中國能否避免世界現當代史上后起大國的失敗命運”這一關鍵問題。他認為，中國崛起與和平發展的時代主題相吻合、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時間相一致；國民素質、國際金融、文化軟力量、與周邊國家的一體化區域合作、與大國的合作伙伴關系、突發事件應急能力、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預警機制、國家統一的向心力、中國政治體制的優勢和潛力、長時期的和平環境是影響中國崛起的十大變量。

“我把零散思考融入理論框架，逐步形成了上述認識，可以說，兩本小冊子是我個人思想的兩次飛躍。”

時間和空間構成了黃仁偉研究的橫縱坐標。他一次次證明：世界舞臺上的“中國故事”要由中國學者搭布景、定旋律、再演繹——

新世紀初，美國高盛公司提出“金磚國家”概念，將中國視為“金磚崛起”的代表。如何看待金磚崛起？黃仁偉撰文指出：金磚國家是自1492年新大陸發現以來，西方國家首次遇到非西方國家的整體挑戰。世界格局的重大轉型呼之欲出。2008年以來，世界金融危機使中國倡導的“全球治理”逐漸明朗，全球治理有何新意？黃仁偉撰文分析：全球治理是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來非國家和超國家主體深入參與國際事務的重大突破，網絡、深海、太空等國家主權無法覆蓋的國際公域將成為全球治理重心。

對臺灣問題的解讀集中體現了黃仁偉的戰略空間意識。面對“中美在臺灣問題上是否必起沖突”的疑問，黃仁偉理性闡析——從基辛格的“戰略三角”到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再到奧巴馬的“亞太再平衡”，臺灣在美國的戰略布局中始終是制衡中國崛起的一粒棋子；但中國學者應看到世界多極化和無極化的趨勢，在更為宏大的空間中思考臺灣問題。

知我者，歷史的峽谷；我信者，時空的大度。在黃仁偉看來，中國問題必須放在宏大的時空背景中加以研究才能得出客觀的結論。“古今中外”是他進行戰略研究的思想方法。循此理路，黃仁偉主持完成了為數眾多的戰略研究報告，為抓住和用好戰略機遇期提出了一系列新觀點、新思路。

行動：知易行難不清談，愚公移山不惜力

對于中國的發展前景，黃仁偉信心十足，但對海外中國學研究現狀，他卻頗為憂心：“過去的西方學者，比如利瑪竇等漢學家，為什么能夠得出‘中國文化沒有對外征服的基因’的結論？因為他們在中國扎過根，對中國文化有切身體會。但今天的西方學者多數只是在外媒里臆想中國，只看到中國的‘面子’，因而對中國充滿戒心。”

“要讓海外‘中國通’真正了解中國，讓中國學回到中國！”黃仁偉疾呼。

行動遠勝于清談。自2002年起，黃仁偉把自己學術生命的黃金時段毫無保留地獻給了“中國學論壇”。論壇迄今已成功舉辦六屆，近1600名海外學者從五大洲紛至沓來，中國學研究隨之氣象更新。

大道至簡，圍繞一個“和”字，“中國學論壇”深刻闡釋中國故事的“里子”，見證著海外學者正在轉變的中國觀——2004年，首屆論壇主題定為“和而不同”，隨后幾屆論壇分別以“和平和諧”“和衷共濟”“和合共生”為主題展現中國道路、中國改革和中國夢的豐富內涵，中國“以和為貴”的世界觀扭轉了西方對大國復興必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偏見，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共建命運共同體的中國主張得到了越來越多的理解和認同。

“要讓世界上研究中國學的學者以登上這個講臺為榮！”自2010年起，論壇先后為羅高壽、毛里和子、孔飛力、齊赫文斯基、傅高義等學者頒發“世界中國學貢獻獎”，鑄就了世界中國學研究的最高峰。作為論壇秘書長，黃仁偉道出了論壇在邀請海外學者時“上有老、下有小”的考量：“上有老，重點邀請世界公認的中國學大師，平均年齡85歲以上，比如俄羅斯科學院院士齊赫文斯基，他主編的《中國近代史》在歐美國家影響深遠。下有小，啟動‘青年漢學家培訓計劃’，邀請40歲以下的海外學者來中國培訓，和中國的青年學者一起交流、共同成長。”

黃仁偉眼中的“學者責任”不止于彰顯理念的力量，更在于發揮學者經邦濟世的現實影響力。自1994年起，在時任海峽兩岸關系協會會長汪道涵先生的帶領下，黃仁偉開始參與第二軌道對話。“做二軌對話，就像愚公移山、精衛填海，需要堅定的信念和堅強的意志，積小勝為大勝。”

黃仁偉將一套《中國國際地位報告》作為見證中國復興的“日記”。2002年至今，該《報告》已出版14本，他說，中國國際地位的變化就像小孩兒長個頭，看不到突飛猛進，但一轉眼，卻早已今非昔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