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韻文，包括詩、詞、歌、賦，是相對于散文的一種文學品類。自三百篇而下，漢唐以還，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所謂詩、詞、歌、賦，各自發展、演變，各自成為一代之勝，五千年歌詩傳統，已在詩的國度奠定堅實的基礎。進入二十世紀，新體白話詩出現。新體與舊體，新詩與舊詩，其生死存亡，展開一次又一次的生死搏斗。

自1916到1976年，六十年間，一個甲子，新詩與舊詩，在陣地爭奪戰中，出現過兩次生死輪回。第一次生死輪回，因胡適所引起，他創作新體白話詩，發表文學革命綱領（《文學改良芻議》），宣告以活文學替代死文學。胡適的“嘗試”，在當時盡管“不能多得同志，結伴同行”，卻有一批原來寫作舊體詩詞的朋友，改弦易轍，由舊詩陣地流轉過來，創作新體白話詩。例如沈尹默、俞平伯等人。第二次生死輪回，因臧克家所引起，他創作舊體格律詩，發表文章說，“有些境界，用新詩寫出來淡而無味，如果出之以舊體，可能成為精品”。他寫新體詩，也寫舊體詩。當時一班人，諸如程光銳、劉征、丁芒等，緊隨其后，亦從新詩陣地，流轉到舊詩這邊來。1976年清明節前后，天安門廣場爆發“四五”詩歌運動。舊體格律詩創作從地下轉向地面。兩次生死輪回，我稱之為“當代中國詩壇雙向流動現象”。經此二度輪回，舊體格律詩死而復生，重新變回一條龍。1976年以后，新體與舊體，新詩與舊詩，進入第二個甲子，待到2036年，又一個六十年，那個時候，新與舊的較量又將出現怎么一種狀況呢？尤其是舊體格律詩，其發展前景，終將出現怎么一種結果呢？在相關文章中，我曾提出：世紀詩歌發展史上的舊體格律詩，在第一個甲子，經過兩次生死輪回，既已死而復生，那么，進入第二個甲子，待到2036年，這一傳統歌詩體式，究竟會不會生而復死呢？面對著生與死的辯證法，這一問題應當無法回避。

回顧諸往，展示來者。在世紀詩歌發展史上，新體與舊體，新詩與舊詩，其高下優劣，爭論不休。第一個甲子，舊體被當作“半死之詩詞”，擱置一邊，新體找不到合適的形式，新詩作者不知道應當怎么寫作新詩。正如毛澤東所說，“用白話寫詩，幾十年來，迄無成功”。但新詩的不成功，卻為舊詩讓開一條生路。第二個甲子，尤其是世紀之末，所謂“大路朝天，各走一邊”，新體與舊體，新詩與舊詩，各奔前程，各自發展態勢如何，暫且勿論。但進入二十一世紀，以至于當下，新體與舊體，新詩與舊詩，各自處于怎么個狀況，則須留意。比如，新詩這一邊，一百年前，胡適以半首《生查子》寫作新詩，“嘗試”以填詞的方法創作新體白話詩，但他不明說，故意將“實驗品”收錄在《嘗試集》里，以新體白話詩的名目出現。這一奧秘，詩界至今，究竟知與不知？至于舊詩一邊，胡適反對傷春悲秋，主張創作“前空千古，下開百世”詩篇，“為大中華，造新文學”（《沁園春·誓詩》）。他既打破以傷春悲秋為主題的歌詩傳統，又依據內容需要，顛覆其形式，以為我所用。無論在新的一邊，還是舊的一邊，胡適都有開辟之功。但是，新體、舊體兩邊，對于胡適的文學革命主張及其所創立的“胡適之體”，似乎都不曾看好。新體一邊，對于胡適《嘗試集》中所隱藏奧秘，雖經多番揭示，卻仍不聞、不見；舊體一邊，對于胡適之形式解放及內容革新，雖頗有同感，但在現實面前，亦似乎不太愿意，將其引為同道。故之，新體一邊，形式問題至今仍未解決，新詩創作仍然尋找不到生路；舊體一邊，對于為時、為事，還是為自己，以及暴露，或者歌頌，諸多問題，也常常遇到困惑。尤其是對于歌德派及其所創造的干部體，始終缺乏了解和認知。這是新體與舊體，新詩與舊詩，于當下社會環境中所呈現狀況。

最后，謹以七絕三首，表達自己對于中國韻文當代價值的判斷及未來的觀感，并作為我這個專欄的開場詩。其曰：

君問何為老干詩，縱行藝苑總非宜。且看當日篇三百，雅頌并居位不移。了卻君王天下事，臣之壯也不如人。曾經幾度滄桑換，未及新來睇得真。易好難工裁有別，光明黑暗本相隨。形容圣德自成體，最愛于今老干詩。

丙申白露后一日于濠上之赤豹書屋

（作者系澳門大學教授、著名詞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