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品是一種特殊商品，攸關人的生命，對病人屬于“剛需”，具有準公共物品的性質。完全靠市場，價格低、用量小的藥品有可能出現短缺，必須借助政府的“有形之手”加以調節才能糾正市場失靈，保證合理供應

前段時間，某藥企在全國范圍內召回一種治療重癥肌無力的必備藥物——溴吡斯的明片，造成該藥品供應斷貨，有些患者在市場上遍尋一月仍無果。

類似的狀況并不少見。近年來，被媒體報道過的短缺藥物有魚精蛋白、他巴唑、放線菌素D、促皮質素等等。這類藥品有一個共同點，即價格不高、臨床用量少、僅有一兩家企業生產。但是少了它，不是找不到替代藥物，就是替代藥物價格奇高無比，令患者難以承受。僅售7.8元的注射用促皮質素在黑市上一度被炒到4000元，價格翻了500倍，仍一盒難求。

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理解低價救命藥“有需求、無供給”的怪現象？從生產環節看，由于發病率低、用量小，這些“小眾藥”的原料、生產線等成本難以攤薄；有些藥物即使能在政策范圍內提價，受到疾病發病率影響，需求量也不會有太大變化，漲價帶來的收益彌補不了其他方面的“不經濟”。比如，放線菌素D治療的嬰兒細胞瘤發病率只有百萬分之幾，臨床需求量非常小，幾次漲價后一支不足20元錢，每個患者一個療程的使用量不超過12支，廠家覺得無利可圖，缺乏生產動力。從銷售環節看，目前我國的藥品上市受到嚴格的GMP即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范監管，如果不能進入政府采購目錄、醫保目錄和醫院的采購目錄，藥品渠道和銷量缺乏保障。“以藥養醫”的大背景下，醫院和醫生不愿使用低價藥，而以營利為目的的藥店同樣嫌低價藥沒賺頭，不愿向患者推薦。如此，銷量不穩定或持續走低，進一步降低了廠家的生產意愿，最終導致低價救命藥幾無立足之地——從廠家到醫院無人屬意、處處“難產”，使短缺成為該類藥物的常態。

藥品是特殊商品，攸關人的生命，對病人屬于“剛需”，具有準公共物品的性質。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對藥品產銷實行管制，我國也一樣。低價救命藥短缺的問題也并非我國獨有，是道國際難題，各國大多通過政府出面干預解決——政府的“有形之手”除了管好標準、渠道和價格，還要解決市場失靈的難題，保證救命藥的供應，為患者們“托底”。

2007年，我國曾試行短缺藥物定點生產制度，但是定點企業的生產積極性一直不高，原因是配套措施不到位，各種“不經濟”的難題仍讓企業退避三舍。有了他山之石和前車之鑒，近年來管理部門已對低價救命藥的產銷政策做了調整。2014年，國家發改委等有關部門出臺政策，對納入國家低價藥品目錄的藥品，取消最高零售限價，允許生產經營者在日均費用標準內，根據藥品生產成本和市場供求狀況自主制定或調整零售價格，保障合理利潤，并提出建立常態短缺藥品儲備等相關政策，保障低價藥品的供應。2016年，有5家藥企獲批定點生產3類短缺藥，并可以直接掛網采購。目前9類短缺藥中的魚精蛋白已恢復市場供應，溴吡斯的明片也已逐步恢復市場供應。

不過，眼下還有很多低價救命藥“命懸一線”。業內專家憂心：廉價藥品正以每年幾十種的速度消失。為了不讓患者再因為等藥而失去治愈和生存的機會，政府的這只“有形之手”還應使出更多力氣！

首先，有關部門應抓緊建立“國家短缺藥品信息平臺”，及時匯集藥品供求信息，包括產量、預產量、流通量和需求量等，供企業與公眾查詢，幫患者免除奔波求藥之苦，也讓生產廠商心里有數。其次，應將醫保政策與短缺藥物管理體系接軌，醫保管理部門通過價格談判等手段，與藥廠溝通，確定一個患者和藥廠均能接受的價格并實施動態調整，來鼓勵藥廠維持生產。最后，國家可以對短缺藥品實行定點生產，或是對其庫存進行一定額度的補貼，以滿足患者用藥需求。

我們相信，政府“有形之手”不缺位，醫療、醫藥、醫保“三醫”支撐到位，價格、儲備、使用等保障制度各就其位，低價救命藥不會再“掉鏈子”“玩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