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能騙到手，什么錢都敢騙，這是一些基層干部的習慣性沖動。在構建制度和激活制度的同時，也應該提高其違法犯罪的成本。

一些基層干部與村民勾結，3年內套取國家征地拆遷補償金高達2000萬；一個棚戶區改造項目就“放倒”18名工作人員，涉及村組、社區、街道辦和拆遷辦……近來，四川查處了多起基層干部套取征地拆遷補償款案件。

無論虛增征地拆遷面積炮制地塊，還是謊報拆遷戶口信息虛報戶數，如果沒有工作人員的“助攻”，相關村民不可能得逞。當基層干部與拆遷戶串通一氣騙取高額補償，那些基層干部無疑背叛了自身職責——打個不太恰當的比喻，他們本是守門員，卻不愿意守門，甚至故意將球踢進自家球門。故此，像套取2000萬補償金的怪事，也就并不奇怪了。

表面看，那些基層干部是被拉下了水，但從他們的貪婪舉動看，更像是在畸形利益驅動下而主動為之。比如，某村原村支書楊某某伙同該村原副主任盧某某等人，利用協助拆遷的職務之便，制作虛假拆遷賠付資料虛列樹木、竹林等地上附屬物，套取補償款30余萬元。如此行為，毫無節操，有見財起意、不撈白不撈之嫌。

至于在某棚戶區改造項目中，18名工作人員被一網打盡，難道是偶然？從村組到社區，從街道辦到拆遷辦，涉及部門如此之多，“淪陷”人員如此之眾，足以說明在一些基層，騙取國家財產不是少數部門、少數人所為，而是較為普遍。換言之，只要有機可乘，他們便絕不放棄機會；只要有利可圖，便不顧吃相地貪斂。由此須追問，這一現象是否暴露出制度性病灶？

一般來說，“蠅貪”問題頻現有兩個原因。一是制度缺失。具體到發生在四川的套取征地拆遷補償款案件，正體現了這點。比如，在與拆遷戶簽訂補償協議前，調查表都是由工作人員暫時保管，篡改數據十分容易。有業內人士也稱，當前各地征地拆遷補償的政策規定還不完善，土地權屬的確認、青苗或附著物的清點、補償標準的確定等關鍵環節還存在盲區大、漏洞多等問題。不難理解，一旦監管制度有缺失、存漏洞，就相當于不設羊圈，為狼吃羊大開方便之門。

二是制度空轉。對于工作人員來說，制度再缺失也不等于他們就該堂而皇之地騙取補償款，畢竟這是違法犯罪。但他們之所以屢屢得逞，就在于他們有空子可鉆，相應的監管制度已經失靈。如果在征地拆遷過程中，能夠做到項目、審批、程序、標準、方案、兌現等一一公開，那些基層干部再處心積慮，恐怕也不會那么容易得逞。

其實，像這種騙取國家資金的惡劣行為，不只發生在四川一些地方，相關人員所騙取的也不只是補償款。顯然，只要能騙到手，什么錢都敢騙，這是一些基層干部的習慣性沖動。在構建制度和激活制度的同時，也應該提高其違法犯罪的成本，破除他們法不責眾的僥幸心理，堅決打掉他們“不騙白不騙，白騙誰不騙”的斂財依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