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北京“雷洋案”、百度魏則西事件、房價高漲等熱點事件及話題在網上廣泛傳播，引發(fā)中等收入群體強烈關注。透過他們在朋友圈中的表現，折射出這一群體在“公正”“法治”“保障”等方面的強烈訴求及背后的不安和焦慮。專家認為，中等收入群體是國際社會公認的國家“穩(wěn)定器”，應深化相關領域改革，提升他們的“穩(wěn)定感”和“歸屬感”。

雖然收入并不算高，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李鳳認為，自己應該屬于網上熱議的“中產階層”的一員。她平時主要從事金融領域課題研究，對于時政和熱門話題，也很關心。她覺得，今年熱點事件頻發(fā)，與中等收入群體有關的話題討論比過去明顯多得多。

程雨是一名在北京擁有住房的國企員工。北京雷洋案發(fā)生的那段時間，他通過朋友圈、微信公眾號，密切關注事件進展。他給記者打開一篇文章《恐懼，你我都可能是“雷洋”》。“文章擊中了我們的內心。名校本碩、體制內單位等標簽反映出的身份地位、在社會中的階層與我們太像了。”

《經濟參考報》記者梳理發(fā)現，公共安全、社會公平、福利保障，是中等收入群體朋友圈中最關切的三大話題。四川省社科院教授胡光偉說，隨著經濟社會發(fā)展，中國中等收入群體規(guī)模擴大。物質生活的極大改善，讓這部分人的公民意識率先覺醒，對于公共安全、社會公平、福利保障的呼聲日趨強烈。與這些話題有關的事件，也就自然成為他們朋友圈里廣為傳播的內容。

與其他群體有所不同，中等收入群體在訴求表達上也更為直接。例如，微信朋友圈里此前流傳著“年收入12萬元就是高收入者，國家可能增加稅負”的消息，一些人發(fā)文諷刺和反對，而他們大多就是中等收入群體。

記者采訪發(fā)現，中等收入群體對于公共安全、社會公平、福利保障的關切，主要源于容易“掉下去”的變數催生的群體不安和焦慮。

在上海一證券公司工作的陸璐，自留洋回國已經3年。雖然在家鄉(xiāng)安徽擁有自己的住房，目前年薪20多萬元，但卻稱自己買不起上海的房子。前段時間，她在微信朋友圈里轉發(fā)一些有關房價的文章，并附上評論“未來有房子的人與沒房子的人財富差距會越來越大。年薪八十萬不如在京滬有個三五套房子的。房價漲上去后，樓市可能就是有錢人的游戲，可以換可以賣。沒有房，就別想搭上這艘船。”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分析說，中國很多大城市房價高，超出了很大部分中等收入群體能夠承受的能力。頻繁變動的股市，容易造成對許多中等收入群體財產性收入的“洗劫”。因此，當前中等收入群體對身份、手中的財富有著極強的不安全感與焦慮感，猶如行走在邊緣鋼絲上，充滿著變數。

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研究員鄧博夫也認為，在國內，中等收入群體的各種變數特別多。在美國，你在就業(yè)市場上找到工作，只要干了1至2年，不用過多考慮會被公司辭退。然而，在國內，由于競爭非常激烈，個人的職位可替代性強，中等收入群體的憂慮感比國外要強得多。

UC此前發(fā)布的中產階級大數據報告中，對“中產”關聯熱詞進行了分析。“投資”“留學”“移民”等關聯詞，反映出中產階層擁有相對體面的生活和經濟能力，而“洗劫”“陷阱”等關聯詞，則透射出他們對未來的不安和焦慮。

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的4萬人采樣調查顯示，僅3%的中等收入者有移民的傾向，但他們中的30%有將下一代送出國的意愿。鄧博夫說：“這幾年，中國階層分化現象突顯，他所教的學生中，農村的孩子越來越少。如果中國的中產精英階層將自己的下一代都送到國外，未來中國將面臨精英空心化的發(fā)展尷尬。”

對此，中國（海南）改革發(fā)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西南財經大學“西財智庫”CEO湯繼強等專家認為，增強中等收入群體的確定感和歸宿感，發(fā)揮其社會穩(wěn)定器的作用，要在多個領域率先破題。一是加快推進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增加中等收入者的工資性與財產性收入。同時推進結構性減稅，加快個人所得稅改革，減輕中等收入群體的實際稅負。二是完善資本市場分紅制度，加大對中小股民的分紅讓利，并加強保護城鄉(xiāng)居民的財產權，使中等收入群體獲得更多的財產性收入與抗風險能力。三是加快推進社會治理體系建設。落實好依法治國戰(zhàn)略，加快推進公安等綜合執(zhí)法改革，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營造安全公平的社會環(huán)境。四是構建責任邊界清晰、分工明確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增加中等收入群體的社會安全感和對未來的心理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