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建議財稅金融改革要向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傾斜

推進經濟平穩增長,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成為2017年經濟工作的重點。在各項改革不斷推進,新舊動能轉換取得一定效果的同時,經濟運行的下行壓力依舊很大,仍然面臨投資增速減緩、制造業等實體經濟增長緩慢等問題,存在企業負擔過重、制度性成本過高等問題。面對這一形勢,2017年將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明確表示,要加快推進國企、財稅、金融、社保等基礎性關鍵性改革,更好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的牽引作用。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徐紹史日前表示,目前,產業轉型升級正處于焦灼狀態,經濟下行的壓力仍然很大,2017年將繼續以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為中心,促進發展方式的轉變和轉型升級,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進一步推進國企改革、產權保護、放管服、投融資、價格改革等領域的改革方案落實。

多位專家也表示,2017年是實施“十三五”規劃的重要一年,改革的力度將更大。以國企改革、財稅改革為突破口的各項改革,將是2017年的重點任務。國企改革有望加速,重點將推進混合所有制、清理“僵尸企業”等。

對于2017年的國企改革,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國企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尤其是在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航空、電信、軍工等領域。渣打銀行的最新報告預計, 2017年國企改革將取得重大進展,重點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和改組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

G20與新興國家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張其佐表示,國企改革將是2017年推進各項改革工作的重中之重。經過較長一段時間的實踐,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推進國企改革最好的突破口,2017年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將會有大刀闊斧的改革措施,而不再只是停留在試一試的層面上,必須打破對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猶豫不決,實際有效地推進國有企業改革,這對于推進整個供給側改革以及相應的財稅、金融等領域改革都有著重要意義。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徐洪才說,從中央的政策文件來看,國企改革從頂層設計到改革操作細則都已基本齊備,國企改革也將從制度設計階段進入見成效階段。

不僅是國有企業,占經濟總量大多數的民營經濟的發展情況,很大程度上將決定2017年整體的經濟走向。而民營經濟的發展與財稅、金融等領域的改革息息相關。

據介紹,2016年民間投資增速急劇下滑,統計局數據顯示,2015年全年民間投資增速是10.1%,而2016年前11個月只有3.1%,這也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一大因素,如何激發民間投資活力,壯大民營經濟,成為經濟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對此,張其佐表示,財稅、金融領域的改革要向民營經濟傾斜,向中小企業傾斜,真正做到有效降低民營和中小企業的經營成本、資金成本等。張其佐說,2017年要鞏固增值稅改革的成果,進一步降低民營中小企業的經營成本。同時,在金融領域改革方面,要做到穩定人民幣匯率,讓市場發揮更大作用,同時降低中小企業資金成本。

“今年大部分中小企業的資金成本是20%左右,而中小企業,尤其是實體經濟的利潤率只有不足5%,相比而言,中小企業的資金成本太高了,未來在金融領域的改革必須解決這個問題。”張其佐說,要綜合利用財稅、金融和投資領域的改革,引導資金尤其是民間資本進入實體經濟,至少要做到70%到80%的資金進入實體經濟。同時,除了基礎設施外,要向民營經濟、民間投資開放更多的領域,引導民間投資健康有序發展。

據介紹,在今年“營改增”推開后,中國增值稅存在四檔并存的格局,包括17%的基準稅率,13%、11%和6%的稅率。對于作為實體經濟主力的制造業長期執行的17%稅率應該下調,成為眾多專家和業界對進一步減輕制造業稅收負擔的集中建議。而防止經濟繼續“脫實向虛”,實質性減稅也成為呼聲較高的措施之一。

2017年將是各項改革進入實質性進展的一年。目標要求是穩中求進;問題和困難是經濟下行壓力依然很大,產能過剩和需求結構升級的矛盾仍然突出,一些領域金融風險顯現。進一步推進供給側改革,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推進國企、財稅、金融等領域深化改革,成為達成經濟平穩前進目標的主要方式。

【匯率機制改革: 核心將是“預期管理”】

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在2016年進一步完善,參考“前日收盤價+一籃子貨幣”的中間價定價機制大大增強了匯率的透明度,也意味著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在市場化進程中更進一步。業內人士表示,2017年匯率政策的核心應是加強對人民幣匯率的預期管理,讓企業和個人找到一個人民幣波動的章法,進一步增加匯率政策的可信度。

知名外匯問題專家韓會師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時表示,2016年外匯市場留給2017年最大的潛在風險,是人民幣經過了三年的貶值過程后,貶值預期仍未消散,而2017年能否打破這個風險還存在不確定性。他坦言,從2014年到2016年,連續三年的貶值在企業和個人心中已經形成了比較穩定的單邊貶值預期,與2005年之后的單邊升值預期類似。“雖然2016年人民幣匯率也有波動,但每次波動中,升值階段的時間短、幅度小,導致雙向波動不明顯,市場默認升值只是貶值路上的一次調整。2017年如果這一情形不改變,有可能進一步強化市場的貶值預期。”韓會師說。

韓會師稱,若想扭轉這種單邊預期,2017年匯率政策的核心是讓企業和個人找到一個人民幣波動的章法,換句話說,要讓市場看到人民幣是有章可尋地在波動。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高級研究員管濤最近也撰文稱,增加匯率政策的可信度,是深化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的關鍵。他說,在經歷了2015年的國內股市和匯市震蕩之后,重塑政府的市場公信力尤為重要。目前沒有無痛的匯率解決方案,關鍵是政策目標要盡早確定,且政策手段、工具與目標應該一致。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應該加強動態的監測評估,在情景分析、壓力測試的基礎上,完善應對預案、充實政策工具,從最壞處打算、爭取最好結果。(張莫)

【加大簡政放權力度 牽住降成本“牛鼻子”】

當前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能正在從需求拉動向供給推動轉換,不久前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了2017年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

2011年以來,我國GDP增速告別了兩位數的高速增長,原來拉動經濟增長的需求側動能也逐漸衰落。近十年間,我國出口增速由27.2%跌落至當前的負增長,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由25.8%滑落到8.3%。同時,投資與外貿增長所依賴的人口、資源與資本紅利已經遇到瓶頸,并造成了一系列經濟社會新挑戰。一方面,我國人口增長自1987年后持續下行,“十三五”期間甚至將出現負增長,人口紅利消退、勞動參與率下降、老齡化問題逐漸顯現。另一方面,普遍性的工業產能過剩、企業高杠桿和高庫存以及生態環境的破壞,都嚴重制約了我國經濟實現潛在能力的增長,也影響了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

如何培育新動能?推進新型城鎮化是主要抓手之一。通過打破戶籍限制,實現農民工的市民化,釋放移動人口帶來的增長紅利,同時幫助消化三四線城市的房地產庫存。在這方面,關鍵要增加三四線城市住房、醫療、教育等社會公共服務供給和提高質量,提升當地的宜居程度,推進欠發達地區符合生態經濟的城市化、產業化和現代化發展,進而產生更強的人口、資金集聚效應。“以人為本”的城鎮化和質量導向的公共服務建設釋放的新增長動能,可縮小區域間的差異,并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目前,“互聯網+”在我國增長勢頭強勁,通過與三大產業相結合,逐步拓展生產和消費外延,形成巨大規模效應,推動技術升級。2016年前三季度,與互聯網相關的服務、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稅收同比增長11.2%和39.8%。互聯網的精準化、便利化、實時化、物聯化、智能化,為農業、工業、服務業轉型升級、產業鏈融合提供重要支撐,為新舊動能轉換提供重要推動,也為三產實現跨越式發展提供新引擎。2016年上半年,我國跨境電商交易額同比增長30%,推動跨境網購最主要因素在于品質保證,雖然我國制造業規模居全球首位,但消費者卻從海外大量采購電飯煲、馬桶蓋等,由此可見,品質導向的消費升級將能釋放新動能,將成為制造業轉型的重要引擎。

進一步擴大和加深對外開放,也能夠為我國經濟增長增加新動能。雖然外需持續走軟,但投資領域的對外開放仍然具有較大潛力,特別是應該制定更加優惠的財政稅收政策,吸引外資投資我國中西部地區,優先放開中西部地區設立中小外資金融機構的控股比例限制。“引進來”和“走出去”需要平衡發展。近年來我國企業紛紛抱團出海,在“一帶一路”沿線23個國家建立了經貿合作區,2016年我國對20余個沿線國家的出口實現高速增長,開展國際產能合作,有助于實現我國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調整。

如何通過改革釋放新動能?首先,要進一步加大政府的簡政放權力度,產業政策應該精準定位,以鼓勵企業正當競爭為導向,加快混合經濟改革,完善對企業產權和私人財產的保護制度,激發各種所有制企業的活力動力。同時,也要加大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激發政府公務員的工作積極性和提升執行力,推動具有容錯性和科學考核的用人機制改革。

其次,2017年改革的重要任務之一是牽住降成本的“牛鼻子”。當前,我國企業成本高企,主要反映在稅費負擔、制度性交易成本和融資成本層面。2015年我國宏觀稅負高達36.9%,民間借貸成本高達15.42%,壓縮企業盈利空間。當前企業利潤增速下滑,需要政府進一步推動稅收制度和結構的合理化,落實完善“營改增”政策,清理不合理收費,對釋放新動能的重點領域,靈活利用稅收杠桿促進相關產業提質增效。同時,通過完善多層次融資體系,提高企業直接融資比例,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此外,從具體領域來看,在推動新型城鎮化方面,需要進一步放開、規范戶籍制度,有序擴大農民工市民化,并利用財政和稅收杠桿,引導優質民間資本參與公共服務供給。在推動互聯網和共享經濟方面,政府應進一步研究制定更為有政策彈性、更透明、更容錯的社會監管機制,營造更適應創新的寬松環境。通過金融、稅收、補貼等手段,促進消費升級相關領域轉型創新。在支持企業提升研發能力方面,著力推動科研機構的企業化改造,并通過擴大征信手段,更好地發揮股市、債市等直接融資手段對創新研發產業的支持,提高科研資源的利用效率。在對外開放方面,可擴大優質外資通過債轉股、PPP等模式參與部分不良資產兼并重組和公共服務項目,幫助中西部地區釋放發展勢能。

(作者系國家發展改革委國際合作中心主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

【國企改革: 進入密集“施工”期】

回首2016年,盡管經濟增長換擋降速,改革面臨諸多嚴峻挑戰,但國企改革卻明顯提速。國企改革“1+N”政策體系已經完成,國資委還會同有關部門出臺了36個配套政策,共同形成了國企改革的設計圖、施工圖。

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向記者表示,2017年國有企業公司治理改革將包含五方面內容:一是加強國有企業黨的建設,二是探索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三是推進董事會授權改革,四是探索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治理機制,五是探索勞動和資本結合的新公有制。

國企改革一方面要優化國有資本的結構布局,另一方面還要增強國有企業的活力與競爭力。央企間的重組整合,將在2017年改革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國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記者了解到,下一步改革重點,將按照完善治理、強化激勵、突出主業、提高效率的要求,在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民航、電信、軍工等領域邁出實質性步伐。加快推動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改革試點。(楊燁)

【財稅改革: 直接稅改革有望提速】

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17年的財稅體制改革做出部署,提出“要穩妥推進財稅和金融體制改革,落實推動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加快制定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總體方案,抓緊提出健全地方稅體系方案”。

本輪財稅體制改革從十八屆三中全會迄今已經推行了三年,伴隨一批有力度、有分量的改革成果,現代財政制度建設正邁出實質性的步伐,預算管理制度改革取得決定性進展。

在財稅體制改革下一步推進路線圖上,包括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積極推進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改革,推進房地產稅改革,繼續推進資源稅改革等任務都已經躍然紙上。

總體來看,包括房地產稅、個人所得稅在內的直接稅改革將成為下一步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具體到2017年,個人所得稅改革的總體方案出爐成為大概率事件,或將成為2017年稅制改革的最大看點。(孫韶華)

【能源改革: 油氣接棒電力】

如果說2016年是中國能源市場化改革破題之年,那么在2017年,隨著油氣接棒電力,能源改革的紅利將加速梯級釋放。

回顧過去的一年,輸配電價改革落地生根,電力體制改革綜合試點次第開花,配售電側改革引爆市場,電改試點已覆蓋全國29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這只是開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經濟發展質量。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國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按照完善治理、強化激勵、突出主業、提高效率的要求,在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民航、電信、軍工等領域邁出實質性步伐。

華創證券研究員王秀強認為,電力是供給側改革的重要領域,國企改革為電改鋪路,電力領域混改必須有實質性進展。預計在2016年電改集中推進之后,2017年將迎來電改第二輪爆發期。

與此同時,油氣領域“破壟斷”之風也漸行漸近。據了解,謀劃近三年的油氣體制改革有望在2017年出臺,將進一步打破行政壟斷、管住自然壟斷、放開競爭環節,最大看點是上游放開和管網獨立。(王璐)

【農地改革: “三權分置”進一步細化】

2017年“一號文件”即將發布,據了解,文件將聚焦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

多位專家表示,按照2016年12月底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的精神,配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需要,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將是今年“三農”領域的一大重點。中國人民大學反貧困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貴告訴記者,關于“三權分置”預計會出臺更為詳細的措施。據了解,我國2016年10月底公布辦法完善農地“三權分置”,要進一步釋放和發揮政策的潛力與效力,還需修改相關法律制度,完善配套政策。

除此之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試點的幾項重要工作將在2017年完成。按照中央此前規劃的時間表,到2017年底,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試點工作,農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和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貸款試點工作,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等“三塊地”改革試點工作都將完成。(林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