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法規不夠用

目前，中國涉及遺囑的法規，主要是1985年頒布的繼承法。在楊立新看來，30多年來，繼承法的相關法條亟待修訂。幾年前，他曾與時任黑龍江大學法學院教授楊震一同負責“繼承法修正草案建議稿課題組”。目前，他擔任中國法學會民法典編纂項目領導小組繼承編課題組總負責人。

“首先，繼承法中對于遺囑部分的重要性強調不夠，把遺囑繼承放在法定繼承之后，不太容易體現遺囑優先的效力。”楊立新說。

他同時表示，繼承法中列出的5種遺囑形式(公正遺囑、自書遺囑、代書遺囑、錄音遺囑、口頭遺囑)，如今已經不夠用了。

“現在很少有人用錄音遺囑了，那么錄像遺囑有沒有效力？電腦打印出來的遺囑有沒有效力？”楊立新說，法律應當增加遺囑形式，讓被繼承人有更多的選擇。“此外，法律沒有設立遺囑執行人制度。只有遺囑，誰來執行？誰來保管？這些都是法律要回答的問題。”楊立新說。

楊立新認為，上世紀80年代，逝者往往沒有多少遺產，說起來就是幾個盆、幾個鍋的問題。如今，遺產上億上百億者甚眾，涵蓋了各種形態，繼承制度就必須相應地跟上需要。比較而言，國外的繼承法常常有300多條，而中國只有30幾條，因此應該盡可能地進行詳細、全面的規定，滿足人們的相關訴求。

其實，繼承法本身，留有很多時代的印記。1985年繼承法頒布之時，相關部門曾發布知識問答稱：“華僑和港澳同胞死后留下的遺產，是他們生前從事勞動和各種職業所得，死后由其親屬繼承，理所應當受到法律保護。現在海外有不少人認為，我們不講繼承，老人死后，財產歸公。繼承法的制定和頒布，足以消除海外同胞、臺灣同胞和港澳同胞的疑慮。”

關于遺囑“公正優先”的原則，是目前各界爭論的焦點之一。根據繼承法規定，不同的遺囑存在沖突時，公正遺囑優先。但楊立新認為，繼承法制定之初，中國的公正工作剛剛開始，如此規定能夠給公正機構提供更多的機會。但從國際通行原則來看，應當以最后一份遺囑為優先。

“比如，老人在臨終前想改變遺囑，只有把公正員找過來。一旦出現意外情況，就喪失了自由處置財產的意志。”楊立新說。

談及繼承法的修訂及完善，陳凱認為，要做好遺囑與其他財產管理類法律法規的銜接，如信托、保險、電子財產和電子商務等，以提升法律的前瞻性，為未來30年中國人的家庭生活和財富安排提供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