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將正式上任美國總統。三天前,他說北約已經過時、歐盟淪為德國“工具”言猶在耳。新一屆美國政府將會采取何種態度與自己打交道,這可能是歐洲人非常擔憂的。除此之外,英國剛剛宣布“硬脫歐”而產生的效應還在發酵,這種分裂情緒會繼續傳染。

因此,歐洲人將2017年要面對的主要挑戰歸納為“TPP”,即美國總統特朗普(Trump)、俄羅斯總統普京(Putin)以及民粹主義(Populism)。

民粹勢力可能在一些國家的選舉中得勢,自然是歐洲的內憂;俄羅斯的強勢外交在歐洲東、南兩翼制造出的麻煩,以及它可能在歐洲選舉中復制對美國大選的“干預”,是讓歐洲寢食難安、難以應對的困局;但對于特朗普上任后將把美國、跨大西洋關系乃至西方世界帶向何方的困惑,則更讓歐洲的主流精英們生出“窩里反”的茫然無助感。

除去歐洲對特朗普“反傳統”和“反建制”形象的本能厭惡外,如果他上任后言出必行,將競選承諾一一兌現,那么接下來美俄關系將通過一系列交易而緩和,北約繼續存在下去的理由就會變得更加牽強,中東局勢也會出現按下葫蘆浮起瓢的新亂局。歐洲的政治和安全利益將因此受損,甚至歐洲早已習以為常、至今還受益于其中的利益格局和游戲規則也將從根本上被顛覆。

歐洲自然期望特朗普領導下的新一屆美國政府能忠實于傳統的同盟關系:在歐洲無力面對俄羅斯威脅的情況下,來自美國的安全保障承諾仍然是可以自慰的定心丸。但特、普兩位之間的頻頻示好著實讓歐洲心里沒底。尤其是在烏克蘭問題上,如果特朗普這位“最少意識形態色彩的美國總統”拿承認克里米亞現狀和解除制裁與俄羅斯方面做起了交易,即便歐洲也需要對俄緩和和東部邊界的穩定,但在克里米亞地位這樣的“原則問題”上如果被美俄搞了越頂外交,不僅主流派們會更糾結于歐美“共同價值觀的淪喪”,更會讓一直在苦苦維持其“全球行為體”角色的歐洲生出更多被出賣和拋棄的苦悶。

中東事務毫無意外地將成為新一屆美國政府另一重要檢驗指標,歐洲對此心態更加復雜。特朗普對美俄反恐合作的“承諾”和組建強悍的“軍人內閣”,傳遞出了要加大對中東地區投入的信號。在歐洲看來,此前奧巴馬政府從中東收縮、在地區反恐問題上不力,讓自己不得不獨力應對極端主義和難民危機,因此心生怨懟。特朗普的承諾讓歐洲看到了美國推行“中東再平衡戰略”并因此加強美歐合作的希望。

但他有關反對伊朗核協議、重新借重以色列和沙特來解決地區問題的主張,又讓歐洲心生沮喪:伊核協議被歐洲視為推行多邊外交、實現中東局部穩定的重大成果,不挑動巴以問題也是避免中東再啟禍端的明智之舉。如果特朗普反其道而行之,中東豈非要舊亂未已又添新亂?如此一來,與地區穩定息息相關的恐怖威脅、難民危機何時才見曙光?在對新一屆美國政府中東政策前景的惴惴之中,歐洲人的內心煎熬可想而知。

至于對民粹主義的擔憂,當然也少不了特朗普的份兒。他與英國脫歐派代表、極右翼魁首法拉吉過從甚密,法國“國民陣線”領導人勒龐更是將特朗普在美國的勝利當做法國“政治變天”的先兆。盡管美歐國情、政情確有不同,而且有了英國和美國的“前車之鑒”,歐洲的政治主流應當會吸取教訓,全力應對政治民粹化的挑戰,但美歐政治結構和社會危機的相似性仍然會讓“美國的今天就是歐洲的明天”成為歐洲巨大的心理陰影。

除了寄望于美國建制派能夠對新政府實施“影響和改造”、讓特朗普“重返正道”外,歐洲也希望通過自身努力來有所作為,避免讓“恐懼癥”成為慢性病。比如近來熱議的推進歐洲自身防務能力建設,就有為北約的式微未雨綢繆的意圖;推進與中東北非地區的合作并鞏固伊核協議,也成為歐洲尋求與中俄等國合作的目標。但無論歐洲如何糾結于未來4年歐美同盟和西方政治走向,正在動搖西方世界之根本的是來自于內部的“造反者”,而非來自非西方世界的“挑戰者”。這一事實,應該成為正經受“恐懼癥”折磨的歐洲至為深刻的教訓,并且成為其刷新世界觀的起點。(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