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黨的主張成為時代最強音”——學習習近平關于宣傳思想和新聞輿論工作的重要論述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宣傳思想和新聞輿論工作。習近平在多個場合特別是2013年8月19日召開的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2014年10月15日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2015年12月25日視察解放軍報社、2016年2月19日召開的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以及2016年4月19日召開的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從黨和國家工作全局出發,深刻闡述了做好宣傳思想和新聞輿論工作的重大意義、職責使命、方針原則、創新發展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這些論述思想豐富、意義深遠,對當前開展宣傳思想和新聞輿論工作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一、 深刻分析了黨的宣傳思想和新聞輿論工作面臨的新形勢、新挑戰

肯取勢者可為人先,能謀勢者必有所成。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宣傳思想工作要做到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參見《人民日報》2013年8月20日。)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他明確指出,必須從黨的工作全局出發把握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參見《人民日報》2016年2月20日。)這些講話,實際上就是要求我們認清當前宣傳思想和新聞輿論工作面臨的新形勢、新挑戰,也正是習近平提倡的“胸懷大局、把握大勢”。深刻理解這一重要觀點,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把握:

(一)從國際上看,國際形勢的大變革、大變局給宣傳思想和新聞輿論工作帶來新挑戰、新考驗。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之后,世界格局開始了空前劇烈的大變革,一些新興大國在國際舞臺上競相顯露頭角,世界力量體系出現新一輪的分化、整合。當前,隨著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沖擊,國際關系正經歷一次影響深遠的大變局。在這種大變革、大變局中,中國日益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心,同時,與外部世界的利益摩擦和輿論交鋒也日益突出,“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在一些西方媒體和著述中甚囂塵上,一些西方國家加緊對我國進行思想文化滲透,妄圖同我們打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思想文化領域的斗爭和較量是激烈復雜的。因此,正如習近平所強調的,我們在集中精力進行經濟建設的同時,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識形態工作。(參見《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3頁。)

(二)從國內看,經濟社會的深刻轉型使宣傳思想工作的社會條件已大不一樣。當前,在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相互疊加、集中呈現,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明顯增強,一些由利益問題引發的社會問題、民生問題、突發事件和群體性事件增多,造成人們情緒的波動和思想的困惑,化解矛盾、理順情緒、解決好思想認識的任務比較艱巨。對此,習近平指出,現在,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凝聚改革共識難度加大,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任務艱巨而繁重。(參見《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頁。)同時,國內也出現一些鼓吹西方憲政民主、“普世價值”“公民社會”、歷史虛無主義、質疑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錯誤思潮和觀點。如何有效引導社會思潮、進一步凝聚社會共識,難度越來越大。

(三)現代信息技術特別是互聯網的迅猛發展給宣傳思想和新聞輿論工作帶來新機遇、新挑戰。對宣傳思想和新聞輿論工作而言,互聯網特別是近年來“兩微一端”的迅猛發展給媒體格局和輿論生態帶來深刻的影響。比如過去媒體格局比較單一,現在是立體的多層次的;過去輿論生態比較單調,現在是復雜多變的;過去受眾接受信息的環境和心理相對簡單,現在則是可選擇信息海量、注意力極易轉移。在這一深刻嬗變的大環境中,互聯網是一個革命性變量。可以說,互聯網已經成為兼具信息發布功能、輿論傳播功能、社會動員功能的聚合器,真實的虛假的、理性的非理性的、正確的錯誤的信息充斥網絡,如何有效利用互聯網,放大其積極效果,管控其負面影響,難度明顯加大。對此,習近平明確指出:“網絡空間是億萬民眾共同的精神家園。網絡空間天朗氣清、生態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網絡空間烏煙瘴氣、生態惡化,不符合人民利益。”(《人民日報》2016年4月26日。)

“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做事情如果沒有宏觀的全局的深謀遠慮,不能從事物的發展趨勢上準確把握,就很難把主動權和領導權牢牢握在手中。做好宣傳思想和新聞輿論工作,同樣如此。國際形勢的大變革、大變動,我國經濟社會的深刻轉型以及現代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都對宣傳思想和新聞輿論工作帶來新挑戰,也提供了新的機遇,把這些情況分析透、研究好,做到心中有數,是做好宣傳思想和新聞輿論工作的基礎和關鍵。

二、 深刻揭示了黨的宣傳思想和新聞輿論工作的重要地位

古今中外,任何政權想要長治久安,都必須抓好輿論工作。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對宣傳思想和新聞輿論工作的重要地位作了深刻闡述,他明確提出:“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人民日報》2013年8月21日。;“黨的新聞輿論工作是黨的一項重要工作,是治國理政、定國安邦的大事”,“做好黨的新聞輿論工作,事關旗幟和道路,事關貫徹落實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事關順利推進黨和國家各項事業,事關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必須從黨的工作全局出發把握黨的新聞輿論工作”。(《人民日報》2016年2月20日。)習近平的這些重要論述,特別是用五個“事關”來闡明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的極端重要性,指明了新聞輿論工作在引領導向、凝心聚力、推動發展等方面的強大支撐作用,道出了新聞輿論工作的根本性、戰略性、全局性意義。

一是事關旗幟和道路。舉什么旗,走什么路,關乎黨的命脈、國家前途、民族命運、人民幸福。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定不移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是歷史的結論,是人民的選擇。新聞輿論在這一重大問題上承擔著十分重要的責任和使命,也就是習近平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指出的“高舉旗幟、引領導向”。在2013年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強調,要深入開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宣傳教育,把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和凝聚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之下。(參見《人民日報》2013年8月21日。)這句話,講的就是這個道理。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斗爭激烈復雜,在一些重大原則問題和是非問題上噪音、雜音不斷,如果聽之任之,勢必擾亂思想、混淆是非,因此新聞輿論的導向功能十分重要。習近平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講得很清楚、很明確,就是新聞輿論工作各個方面、各個環節都要堅持正確輿論導向。

二是事關貫徹落實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事關順利推進黨和國家各項事業,事關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這三句話實際上就是習近平提出的新聞輿論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團結人民、鼓舞士氣,成風化人、凝心聚力”。新形勢下,如何進一步統一思想、凝聚共識,如何使黨的聲音傳播到千家萬戶,如何為改革發展穩定營造良好氛圍,如何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入腦入心并踐行,這都對新聞輿論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們黨要帶領人民實現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需要不斷凝聚全國人民積極奮進的思想力量,需要發揮新聞輿論的引導作用。因而,“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對于振奮民族精神,推進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的發展至關重要。

三是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毛澤東曾經說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頁。)可見,新聞輿論工作是治國理政、安國定邦的大事,也是關乎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事。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以及一系列所謂“顏色革命”,都能看到輿論失控、意識形態混亂在其中發揮了極其惡劣的作用。因此,說新聞輿論事關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決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有前車之鑒的。

當前,我們正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能不能在日益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下堅持黨的領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能不能在結構調整、社會轉型的關鍵期不斷爬坡過坎、攻堅克難,能不能在充滿挑戰和機遇的時代條件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進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些偉大斗爭關乎旗幟道路,關乎黨和國家前途命運。可以說,“五個事關”對新時期做好黨的新聞輿論工作樹立了新的標桿,寄予了更大的期望,這也是習近平提出的“必須從黨的工作全局出發把握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的深刻意義所在。

三、 明確提出了黨的宣傳思想和新聞輿論工作的根本任務和職責使命,闡明了堅持正確政治方向的重大問題

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講話中強調指出,宣傳思想工作的環境、對象、范圍、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宣傳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務沒有變,也不能變。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是第一位的,“宣傳思想工作就是要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人民日報》2013年08月21日。)。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明確指出:“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的職責和使命是,高舉旗幟、引領導向,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團結人民、鼓舞士氣,成風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謬誤、明辨是非,聯接中外、溝通世界。”并提出,承擔起這個職責和使命,就要牢牢堅持黨性原則、牢牢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牢牢堅持正確輿論導向、牢牢堅持正面宣傳為主。(《人民日報》2016年02月20日。)這就是人們熟知的“兩個鞏固”“48字職責使命”“四個牢牢堅持”。具體而言,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學習和把握。

一是關于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情況非常復雜,也相當嚴峻。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之間的斗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對這個問題的闡述非常清楚,觀點也十分鮮明。他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參見《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75頁。)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參見《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80頁。)他指出,只有學懂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特別是領會了貫穿其中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才能心明眼亮,才能深刻認識和準確把握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才能始終堅定理想信念,才能在紛繁復雜的形勢下堅持科學指導思想和正確前進方向,才能帶領人民走對路,才能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推向前進。(參見《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04—405頁。)他在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對這個問題也有重要論述。他指出,馬克思主義盡管誕生在一個半多世紀之前,但歷史和現實都證明它是科學的理論,迄今依然有著強大生命力。無論時代如何變遷、科學如何進步,馬克思主義依然顯示出科學思想的偉力,依然占據著真理和道義的制高點。(參見《人民日報》2016年5月19日。)在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再次強調這個問題,指出要牢牢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認清西方所謂“新聞自由”的本質,自覺抵制西方新聞觀等錯誤觀點影響。(參見《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第194頁。)

二是關于黨性和人民性的關系。黨性和人民性的問題,是宣傳思想和新聞輿論工作的一個重大理論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現實問題。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和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對這個問題都做了重點闡述。其核心觀點是:第一,黨性和人民性是統一的。我們黨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體現黨的意志就是體現人民的意志,宣傳黨的主張就是宣傳人民的主張,堅持黨性就是堅持人民性。黨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沒有脫離人民性的黨性,也沒有脫離黨性的人民性。第二,黨性和人民性都是整體性的政治概念。黨性是從全黨而言的,人民性是從全體人民而言的。只有站在全黨的立場、站在全體人民的立場上,才能真正把握好黨性和人民性。第三,堅持黨性,核心就是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站穩政治立場。要堅定宣傳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堅定宣傳黨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堅定宣傳中央關于形勢的重大分析判斷,堅決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堅決維護中央權威,決不能發表同黨中央不一致的聲音,決不能為錯誤思想言論提供傳播渠道。黨性原則不僅要講,而且要大張旗鼓講、理直氣壯講、堅持不懈講。不要躲躲閃閃、含糊其辭。堅持黨管媒體的原則和制度不能變,堅持政治家辦報、辦刊、辦臺、辦新聞網站,加強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第四,堅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把服務群眾同教育引導群眾結合起來,把滿足需求同提高素養結合起來,更好地把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變成人民群眾的自覺行動。(參見《人民日報》2013年8月20日、2016年2月20日。)

三是關于正面宣傳和輿論監督的關系。正面宣傳和輿論監督在本質上是統一的,而不是對立的。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和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對這個問題作了集中論述。第一,要牢牢堅持正確輿論導向,做到“四個有利于”。他強調,要堅持以正確輿論引導人,做到所有工作都有利于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有利于推動改革發展,有利于增進全國各族人民團結,有利于維護社會和諧穩定。講導向,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導向。第二,團結穩定鼓勁、正面宣傳為主,是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的基本方針。他強調,沒有團結穩定,什么事情也辦不成。一方面,我國社會積極正面的事物是主流,消極負面的東西是支流,堅持正面宣傳為主才能真實反映我們社會的面貌,反映社會積極向上的本質;另一方面,我們正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面對的挑戰和困難前所未有,必須激發全社會團結奮斗、攻堅克難的強大力量,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第三,堅持正面宣傳為主,決不意味著放棄輿論斗爭。他強調,對重大政治原則和大是大非問題,要敢于交鋒、敢于亮劍,要敢抓敢管。對惡意攻擊、造謠生事,要堅決回擊、以視正聽。(參見《人民日報》2013年8月20日、2016年2月20日。)

“兩個鞏固”和“48字職責使命”,是習近平對宣傳思想和新聞輿論工作根本任務最集中最鮮明的概括,特別是闡明了堅持正確政治方向的重大問題,強調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講清楚了黨性和人民性、正面宣傳和輿論監督的關系問題。這些重要論述為我們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做好宣傳思想和新聞輿論工作,確定了原則、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四、 提出要改進創新工作方法,找到了開展黨的宣傳思想和新聞輿論工作的著力點和突破口

宣傳思想和新聞輿論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是最需要創新的領域。習近平高度重視這個問題。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他強調,宣傳思想工作的社會條件已大不一樣了,我們有些做法過去有效,現在未必有效;有些過去不合時宜,現在卻勢在必行;有些過去不可逾越,現在則需要突破。要“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做好宣傳思想工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創新。(參見《人民日報》2013年08月21日。)在視察解放軍報社時,習近平指出,新形勢下辦好解放軍報,必須堅持創新為要。現在,媒體格局、輿論生態、受眾對象、傳播技術都在發生深刻變化,特別是互聯網正在媒體領域催發一場前所未有的變革。讀者在哪里,受眾在哪里,宣傳報道的觸角就要伸向哪里,宣傳思想工作的著力點和落腳點就要放在哪里。(參見《解放軍報》2015年12月27日。)在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提出要堅持改進創新,提高黨的新聞輿論工作能力和水平。同時,他對如何創新黨的宣傳思想和新聞輿論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觀點、新論斷。主要有:

一是宣傳思想工作創新的重點是理念創新、手段創新、基層工作創新。理念創新,就是要保持思想的敏銳性和開放度,打破傳統思維定勢,努力以思想認識新飛躍打開工作新局面。手段創新,就是要積極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難題的新舉措新辦法,特別是要適應社會信息化持續推進的新情況,加快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充分運用新技術新應用創新媒體傳播方式,占領信息傳播制高點。基層工作創新,就是要把創新的重心放在基層一線,扎實做好抓基層、打基礎的工作。宣傳思想工作的服務對象在基層,工作主體在基層,任務落實靠基層。

二是提高文化軟實力。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最核心的還是文化軟實力,這事關精氣神的凝聚。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關系我國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關系我國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關系“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實現。如何提高文化軟實力,習近平提出了具體措施:夯實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根基,“形于中”而“發于外”,切實把我們自身的文化建設搞好;引導人們向往和追求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讓13億人的每一分子都成為傳播中華美德、中華文化的主體;我國成功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踐證明我們的道路、理論體系、制度是成功的,要加強提煉和闡釋,拓展對外傳播平臺和載體,把當代中國價值觀念貫穿于國際交流和傳播方方面面;把中國夢的宣傳和闡釋與當代中國價值觀念緊密結合起來,從哲理、歷史、文化、社會、生活等方面深入闡釋中國夢,不要空喊口號,不能庸俗化;展示中華文化獨特魅力,把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以人們喜聞樂見、具有廣泛參與性的方式推廣開來,把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把繼承優秀傳統文化又弘揚時代精神、立足本國又面向世界的當代中國文化創新成果傳播出去。

三是增強工作針對性。現在,受眾需求越來越多樣,參與意識越來越強,新聞傳播日益呈現人人傳播、多向傳播、海量傳播的特征。在這種情況下,一套話語滿足不了所有人,一個腔調難以唱遍天下。要適應分眾化、差異化傳播趨勢,突出媒體特色,精準定位受眾,善于設置議題,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多聲部的主流輿論矩陣,加快構建輿論引導新格局。

四是把網上輿論工作作為宣傳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來抓。互聯網是我們面臨的“最大變量”。習近平多次講,過不了互聯網這一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在他看來,宣傳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人在哪兒重點就應該在哪。我國有網民近6億人,很多人特別是年輕人大部分信息都是從網上獲取的。我們必須正視這個事實,盡快掌握主動權,不能被邊緣化。要解決好“本領恐慌”問題,真正成為運用現代傳媒新手段新方法的行家里手。要依法加強網絡社會管理,確保互聯網可管可控,使網絡空間清朗起來。同時,習近平強調,要推動融合發展,主動借助新媒體傳播優勢,完善運用體制機制,打通并用好同群眾信息交流的新渠道。“左手一只雞,右手一只鴨”,沒有實現融合。融合發展,關鍵在融為一體、合而為一,要盡快從相“加”階段邁向相“融”階段。堅持內容為王,以內容優勢贏得發展優勢,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體,進一步鞏固壯大主流思想輿論。

五是把握好時度效。做好輿論引導,一定要把握好時度效。時度效是檢驗新聞輿論工作的標尺。不管是主題宣傳、典型宣傳、成就宣傳,還是突發事件報道、熱點引導、輿論監督,都要從時度效著力、體現時度效要求。主流媒體要在堅持準確性的前提下,力爭第一時間介入、第一時間發布,不能讓權威發布落在社會輿論后面。要把握好度,因事制宜、因時制宜,精準研判輿情,恰如其分掌控輿論引導的密度和尺度。要講究效果、實效,抓住涉及治國理政的戰略問題、廣大群眾關注的現實問題、國內外發生的熱點問題,找準思想認識的共同點、情感交流的共鳴點、利益關系的交匯點、化解矛盾的切入點進行輿論引導,就能積聚人氣、深入人心,取得良好效果。

六是講好中國故事,增強國際話語權。傳播力決定影響力,話語權決定主動權。落后就要挨打,貧窮就要挨餓,失語就要挨罵。挨罵問題沒得到根本解決,國際傳播力不強是一個重要原因。現在,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不斷提升,國際社會對我國的關注前所未有,但我們在國際上還常常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也傳不開的境地。要下大氣力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通過講事實、講形象、講情感、講道理,來說服人、打動人、感染人、影響人;通過創新對外傳播話語體系,以引人入勝的方式啟人入“道”,以循循善誘的方式讓人悟“道”;通過打造具有較強國際影響的外宣旗艦媒體,不斷增強中國話語的國際影響力,讓全世界都能聽到并聽清中國聲音。要統籌好內宣外宣工作,對內報道要有外宣意識,考慮國際影響;對外報道要有內宣意識,兼顧國內受眾感受。(參見《人民日報》2016年8月20日、2016年2月20日。)

宣傳思想和新聞輿論工作是一項“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事業,能否抓住改革創新這個引擎,不斷提升宣傳思想和新聞輿論工作的傳播力、影響力,是對每一位宣傳思想和新聞輿論工作者的考驗。習近平的這些重要論述,抓住了宣傳思想和新聞輿論工作中實際存在的問題,因時而變,隨事而制,堅持改革創新,堅持講求實效,為新時期開展黨的宣傳思想和新聞輿論工作找到了著力點和突破口。

五、 加強隊伍建設和黨對新聞輿論工作的領導,把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手中

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指出,做好意識形態工作,宣傳思想部門承擔著十分重要的職責,必須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必須把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時候都不能旁落,否則就要犯無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參見《人民日報》2013年8月20日。)在視察解放軍報社時的講話中,習近平提出要建設一支聽黨指揮、業務精湛、作風過硬的人才隊伍。在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他提出要加快培養造就一支政治堅定、業務精湛、作風優良、黨和人民放心的新聞輿論工作隊伍。(參見《解放軍報》2015年12月27日。)學習習近平的這些重要論述,應深刻認識兩個重要問題:一是新形勢下做好宣傳思想和新聞輿論工作,需要一支什么樣的隊伍;二是如何加強和改善黨對宣傳思想和新聞輿論工作的領導。

新形勢下做好宣傳思想和新聞輿論工作,關鍵在人。宣傳思想和新聞輿論工作者的政治素養、理論水平、政策水平、業務能力,直接關系黨的宣傳思想和新聞輿論工作效果。習近平對這個問題提出了一系列要求。首先就是政治上要可靠。要善于從政治上看問題,善于把政治導向、政治要求體現到工作中去。他在視察解放軍報時指出,軍報姓黨,就要愛黨、護黨、為黨,為鞏固和壯大主流思想輿論竭盡全力,讓黨的主張成為時代最強音。為此,他提出要增強政治家辦報意識。其次,要在理論上、筆頭上、口才上或其他專業上有“幾把刷子”。他說,一個道理能深入淺出闡釋清楚,走到哪里能很快同群眾打成一片,講的話群眾喜歡聽,寫的文章群眾喜歡看,這樣才能主動,才能得心應手。要提高業務能力,完善知識結構,拓寬知識領域,善用現代傳播手段,會使“十八般兵器”,努力成為全媒型、專家型新聞輿論工作者。最后,要牢記社會責任。要解決好“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這個根本問題,不允許在公開宣傳中發表同黨中央決定相違背的言論,不允許發表違反憲法法律的新聞和言論。(參見《人民日報》2013年8月20日、2016年2月20日;《解放軍報》2015年12月27日。)

黨的宣傳思想和新聞輿論工作是黨的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各級黨委要負起政治責任和領導責任,加強對宣傳思想領域重大問題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戰略性任務的統籌指導,不斷提高領導宣傳思想工作的能力和水平。習近平對這個問題有明確要求:一是黨委要旗幟鮮明地抓宣傳思想工作。在大是大非問題、政治原則問題上沒有“開明紳士”,一定要有鮮明的態度、堅定的立場,敢于站在風口浪尖上進行斗爭。(參見《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第195頁。)二是強調構建“大宣傳”格局。做好宣傳思想工作必須全黨動手。要樹立大宣傳的工作理念,動員各條戰線各個部門一起來做,把宣傳思想工作同各個領域的行政管理、行業管理、社會管理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參見《人民日報》2013年8月20日。)

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激烈復雜。意識形態陣地我們不去占領,各種錯誤思想就會去占領。輿論導向,我們不去主導,就會被別人掌控。國際傳播舞臺上,失語就要挨罵。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習近平的這些重要論述,指明了做好宣傳思想和新聞輿論工作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證。

“讓黨的主張成為時代最強音”(《人民日報》2015年12月27日。),是習近平從黨的工作全局出發對宣傳思想和新聞輿論工作戰線發出的號令,也是宣傳思想工作者義不容辭的政治責任和光榮使命。我們要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關于宣傳思想和新聞輿論工作的重要論述,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堅持改革創新,不斷提高做好宣傳思想和新聞輿論工作的能力和水平,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有力的輿論支持和精神支撐。

〔作者林小波,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研究員,北京100017〕

(刊載于《黨的文獻》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