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必須要有政府和精英人士的介入?！辟R雪峰發出呼吁。

博士生班濤也持類似的觀點。

在班濤看來，打工經濟興起前的傳統鄉土社會時期，村民人情交往的能力與意愿的匹配依靠內生的社區結構，公共輿論使得村民維持人情交往成本保持在較低水平。打工經濟興起后，村莊社會趨于流動，市場經濟不斷向村莊滲入，社區輿論弱化，集體力量向后收縮，個體自主性增長，村民仍有意愿維持人情交往，但內生結構的弱化導致了一個結果，即為人情支出攀升超出了一般村民的承受能力，造成了意愿與能力間的失衡，并且如若沒有力量干預，失衡會進一步加劇。

以紅事酒席舉辦場所的轉移為例，最開始有一兩戶經濟條件稍好的更多基于方便考慮在飯店辦酒，慢慢地一傳十、十傳百引起更多村民的效仿，隨后在飯店辦酒席被賦予了有面子的標簽而取代了在家里辦酒，其他村民只能跟上，最開始的個體行為轉化為社區行為，同時酒席標準相應不斷上揚。

班濤把人情風愈演愈烈總結為“人情——面子——跟隨”的邏輯，社區輿論受到少數在外務工較為成功的村民的重塑，再通過這些少數條件較好在村莊的行動而引起大多數村民的不自覺跟隨，從而成為社區集體行為，一般村民被拖進人情交往的漩渦而深陷其中難以掙脫，將一般村民裹挾進來，“因此當下階段政府作為外部力量介入到農村人情中既為必要也為必需”。

賀雪峰同時也警示一些地方政府直接推行的“限桌令”“限額令”等，行政干預人情風引發了不少爭議，“政府之手如何掌控也值得思考”。

在一位博士生的調研中，就曾有這樣一件荒誕事。

2016年6月，華中地區一個縣里關于政府限制酒席項目的規定不脛而走。很多人傳言，政府規定自2016年7月1日起，只能辦滿月酒、白事、婚嫁酒和高壽酒(80歲以上的整歲)，其他項目一律不允許辦，“喜十”、考學、參軍、喬遷、60歲壽酒、70歲壽酒等項目均被排除在外。

村民聽說這一消息后分外高興，這位博士生的親屬聽說這一“規定”后還特地給他打了電話。然而，沒過幾天，事情發展得令人哭笑不得。